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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4先令的价格并未被视作是当时大麦时常达到的最高价格，而且这些价格只是作为例子，来说明其他各种价格（较高或较低价格）应按该比例增减。
这一点可以从法令的最后一句：“etsicepscresceturveldimiurpersexdenarios”
看得出来。
这句话，文字虽然不十分确切，不过意思十分明确：“这样，淡色啤酒价格，随大麦的价格每涨跌6便士而上涨或下跌。”
立法当局在起草这项法令时，似乎像抄写上述那条法令的人一样疏忽。
或由于对法规的错误理解。
在苏格兰一部古律书《王位的尊严》的古代手稿中，载有一个公定价格的法令，其中规定面包价格是根据小麦的所有不同价格调整的，这些价格从每波尔（约等于英格兰半夸脱）10便士到3先令不等。
在被认为是该法令制定的时候，苏格兰3便士约合现今英币9先令。
拉迪蔓先生似乎依此断定，3先令为当时小麦最高价格，而10便士、1先令或者至多2先令则是当时的通常价格。
但是查阅手稿后，就会明了那些价格其实只是作为例子来说明小麦和面包价格之间应有的比例的。
这法令的最后说：“reliquajudicabissedumprascriptahabeumadpretiumbladi”
，意思是“关于谷物价格的其余情况你可以依据上面论述的情况来加以判断”
。
第三，在远古时代，小麦有时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这往往会误导那些作者们认为，既然那时小麦的最低价格比后来的一些时候要低得多，那么其通常价格也必然要低很多。
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许发现古代小麦的最高价格也比后代小麦的最高价格高得多，正如其最低价格低于后来所知道的小麦价格一样。
例如，在1270年，弗利伍德提到1夸脱小麦的两种价格：一个是当时的货币4镑16先令，约合现今货币14镑8先令；另一个是6镑8先令，约合现今货币19镑4先令。
在15世纪末或16世纪初都找不出一个与这些过高价格相近的价格。
虽然谷物的价格在各个时期都是变动的，但是在动乱无序的社会里这样的变动尤为剧烈，因为在那样的动乱状态下造成的商业和通讯的中断会妨碍国家的富裕部分救济贫困部分。
从12世纪中叶直至15世纪末，处于金雀花王室统治下的混乱的英格兰，一个地区可能很富饶，而另一个相距不很远的地区，可能由于季节灾害或邻近豪族侵入，毁坏庄稼，而陷于饥馑；如果有个敌对的贵族的领地介于这两地区中间，那么前者就不能对后者有所援助。
然而，在15世纪后半叶和十六世纪，在都铎王朝的强力统治下，没有一个贵族强大得敢于扰乱社会秩序。
由于对特低价格的过分重视。
弗里伍德曾搜集了1202年到1597年（包括这二年在内）小麦的所有价格，他都将这些价格转换为现时货币，并按照年代顺序，每12年分作一期，总共分为7期。
同时在每一期的末尾，记有那12年里的平均价格。
弗利伍德只搜集到了80年的价格，以致最后一期还差4个年度。
因此我从伊顿公学的账簿上，补入了1598年、1599年、1600年以及1601年的价格。
这是我做的唯一补充。
从这些数据里，读者可以看出从13世纪开始直到16世纪中叶，每12年的平均价格是在逐渐下降的，而到16世纪末开始上升。
弗利伍德所搜集的价格，似乎主要都是那些特别昂贵或特别便宜的，所以我不敢断言他们根据这些数据所做出的结论的正确性。
但是，迄今为止，由于只有它们可以证明，所以它们正好肯定了我一直努力想要阐明的东西。
可是，弗利伍德也像大多数其他作者一样似乎都相信在此期间银子的价值由于产量的增加而下降。
然而他所搜集的谷物价格确实是和这种意见不一致的，而杜普雷·圣·莫尔的见解，和我所努力说明的那种见解却完全一致。
弗利伍德和圣·莫尔这两位作家，似乎都孜孜不倦地、诚诚恳恳地搜集往时的各种物价。
他们两人的意见，虽是那么不相同，而他们两人所搜集的事实，至少就谷物价格说，是那么一致，这不免令人感到奇怪。
然而一些最有见识的作者推断，古代银子的昂贵并不是全然因为谷物的价格低廉，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些其他土地原生物的价格低廉。
据说，谷物作为一种制造品，在那个原始年代确实要比其他大部分商品昂贵。
我认为所谓的大部分商品是指家禽、牲畜和猎物那一类非制造品。
这些商品，在那个野蛮和贫困的时代，无疑是要远远比谷物低廉的。
但是这个低廉并不是银价过高的结果，而是商品本身价值低廉的结果。
这不是因为银子在那个时代能购入或代表比富裕和进步时代更多的劳动量，而是因为在那个时代，那些商品购入或代表少得多的劳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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