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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贸易有利于英国制造业，不是由于垄断，而是由于垄断以外的原因。
所以，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像商业体系的其他卑劣有害的方策一样，阻止抑制了国家其他的所有产业，并且主要是殖民地的产业，其不但没有一点增加，反而减少了那为着本国利益而设立的产业。
无论母国在某个特定期间有多少资本，这种垄断肯定会妨碍其资本，让它不能够维持原来能够维持的那么巨大的生产性劳动量，而且让它不能给劳动大众提供原来可以提供的那么多的收入。
因为资本只能通过节省收入而增加，所以妨碍资本不能提供原来可以提供的那么多收入的垄断，就肯定妨碍资本，让其不能按原来可以增加的速度增加起来，所以不可以维持更大的生产性劳动量，不可以给国内劳动大众提供更多的收入。
一个巨大的收入源泉，也就是劳动的工资，因为有了这种垄断，肯定在任何时候，都不像没有垄断的时候那么富足了。
垄断降低了母国的工资。
垄断提高了商业利润率，因此妨碍了土地的改良。
土地现实生产额和加投资本后土地可能生产额之差决定了土地改良的利润。
如果这些差额所能提供的利润，比等量资本能从商业取得的利润还要大，那么土地改良事业就从各种商业中吸去资本。
如果所提供的利润要小于商业利润，商业就会从土地改良事业中吸去部分资本。
因此，只要是提高商业利润率的方法，就会让土地改良事业的利润减低，或者让它的低利润降得更低。
在前一状况下，就是让资本不流入土地改良的用途；在后一状况下，就是把资本从这种用途中吸引出来。
垄断妨碍土地的改良，肯定会延迟另外一个大的收入源泉——土地地租的自然增加。
此外，垄断提高利润率，肯定提高市场利息率，让它达到不应该达到的水平。
不过与地租成反比例的土地的价格，就是往往按照一些年地租而计算的买价肯定会随利息率上升而下降，随着利息率下降而上升。
这样一来，垄断在下面两个方面妨害了地主的利益，也就是延迟地租的自然增加，另外也延迟与地租成反比例的土地价格的自然增加。
垄断提高利润，因而有降低土地地租和价格的倾向。
只有通过提高普通利润率，垄断才能使任何一个阶级得利或能够得利。
然而，一般说来，高利润率对国家所必然产生的各种坏影响，除上述外，还有一种更坏的影响。
根据经验来看，这种坏影响和高利润率是分不开的，它的害处也许比上述各种坏影响合起来的还要恶劣。
无论何处，高利润率都会破坏商人在其他情况下自然会有的节俭性。
当利润很高时，俭朴似乎是多余的，而穷奢极侈似乎更适合于宽裕的境遇。
大商业资本家，必定是各国实业界的领袖和指导者。
他们对国内全部勤劳人民生活方式的榜样作用，比任何其他阶级的作用大得多。
如果雇主是小心的、节俭的，雇工也大都会这样；如果主人是奢侈的、随便的，那么工人也会按照主人的工作方式工作，按照主人的生活方式生活。
这样，本来最会蓄积的人都不能在手里有所蓄积了。
这样一来，这些本来最会使该基金增加的人们也就无法使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有所增益。
国家的资本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逐渐枯竭。
国内所维持的生产性劳动量日益减少。
加的斯和里斯本商人异常的利润，曾增加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资本吗？他们减缓了这两个乞丐般的国家的贫穷吗？促使这两个乞丐般的国家的产业得到发展了吗？这两个商业都市的商人的耗费如此之大，以至于异常的利润不仅没能增加国家的总资本，而且不足维持原有的资本不变。
我甚至可以说，外国资本一天多似一天地闯进加的斯和里斯本的贸易中去了。
为了把外国资本从本国资本日渐不够经营的这种贸易中驱赶出去，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才一天天逐渐加强这种不合理的垄断。
试比较加的斯和里斯本商人的生活方式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的生活方式，你就会感到，受高利润影响的商人行为与性格与受低利润影响的商人行为与性格，是怎样的不同啊。
诚然，伦敦的商人，虽不像加的斯和里斯本的商人那样都成了堂堂贵族，但与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相比较也并不是那么小心、节俭。
但是，据说，大部分伦敦商人，比大部分加的斯和里斯本商人富裕得多，却比不上大部分阿姆斯特丹商人。
伦敦的利润率比前者要低得多，而比后者却要高得多。
俗话说，“来得快，去得也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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