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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言服馔者，莫不祖述李监，以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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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杂记》曰：熊翻每会客，客至酒半，阶前旋杀羊，令众客自割，随所好者，彩线系定记号，毕，蒸之，各自认取以刚竹刀切食。
一时盛行，号“过厅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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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毕竟这种折磨动物太过分的行为，在佛教果报伦理的视野中，被阐释为或迟或早遭到应得的报应的。
于是就被理解为有的坏人遭受“现世报”
的因由，张鷟《朝野佥载》还有此描写：
周张易之为控鹤监，弟昌宗为秘书监，昌仪为洛阳令，竞为豪侈。
易之为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取起炭火，铜盆贮五味汁，鹅鸭绕火走，渴即饮汁，火炙痛即回，表里皆熟，毛尽落，肉赤烘烘乃死。
昌宗活拦驴于小室内，起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
昌仪取铁橛钉入地，缚狗四足于橛上，放鹰鹞活按其肉食，肉尽而狗未死，号叫酸楚，不复可听。
易之曾过昌仪，忆马肠，取从骑破胁取肠，良久乃死。
后诛易之、昌宗等，百姓脔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
昌仪打双脚折，抉取心肝而后死，斩其首送都。
谚云“走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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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这种以虐食相标榜，追求粗豪的倾向，实际上是一种豪侠精神的扭曲表现。
同时，这也是与农耕民族在食品择取方面过于宽泛、不论什么可食之物均可入口的风习，至为相关。
据钱希白《南部新书》戊（《说库》下册）载：“天宝四年（745年），广州府因海潮飘一蜈蚣，陆死，割其一爪，则得肉一百二十斤。”
这种情形，钱希白《南部新书》己中也有描绘（《说库》下册）：“李詹，大中七年（853年），崔瑶下进士，与狄慎思皆好为酷，以灰水饮驴，**其肠胃，然后围之以火翻，以酒调五味饮之，未几，与膳夫皆暴卒，慎思亦然。”
颇似后世黑社会的自残以逞勇赌胜。
而有些食驴者的态度转变，可能因为目击了残忍烹食方法所致，一些享用者并不是没有付出代价的，宋代人笔下已出现了对于虐食者的强烈不满：
韩庄敏丞相嗜食驴肠，每宴客必用之，或至于再三，欲其脆美，而肠入鼎过熟则靡烂，稍失节则坚韧。
庖人畏刑责，但生缚驴于柱，才报酌酒，辄旋刺其腹，抽肠出洗治，略置汤中，便取之，调剂五味以进。
而持纸钱伺于门隙，俟食毕放箸无语，乃向空焚献焉。
在秦州日，一客中席起更衣，自公厨傍过，正见数驴咆顿柱下，皆已刳肠而未既死，为之悚然。
客生于关中，常食此肉，自此遂不复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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