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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见昨岁江南造海船，伐木丁丁数千里。
[6]
清人的如此写照，勾画出了生态资源遭到破坏的社会原因，具有超越时空的生态学意义。
鉴于此，我们应该重温一下社会学家布可钦的话：“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其实意味着生态学之外的更大更紧迫的社会危机，即等级的、统治与被统治、家长制的和阶级的矛盾加剧和发展。”
“要解决这些社会危机，只有依照生态的路线、以生态哲学和生态思想为指导来重新组织社会的方式才能实现。”
[7]这对于我们正确审视柳所代表的中国古人的植物观念内涵，大有裨益。
福柯认为，一个语词只有进入特定话语的范畴才能获得意义，也才有被人说出的权力。
否则，便要被贬入沉寂。
特定的话语背后，总体现着某一时期的群体共识，一定的认知意愿[8]。
柳这一“文化丛”
背景下的民俗传说故事，若以生态学角度予以解读，也是如此。
综上可见，柳的易栽易活郁郁青青的蓬勃生命力，使生命个体产生的羡慕向往之心是合情合理的。
阅尽沧桑的古柳，也令人想起人世长者的阅历丰富。
不难看出，如同以诗词言情为主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有一种“柳文学”
，中国叙事文学史尤其是与灾害、禳灾民俗密切相关的风俗史上，也存在着一种生态伦理丰富的“柳文化”
。
柳是代表着生机勃勃的植物，就连宋代理学家程颐也从刚发芽的柳树，谈到了“生”
“仁”
，他担任宋哲宗老师时，明确制止其折柳枝。
而柳文化事实上也是跨文化跨地区传播、濡化和互动的。
以民间崇拜为主的柳传说，吸收改造外域宗教生态文化，很大程度上充实了柳文化之中的神秘崇拜部分，从而为柳文化不断注入了新鲜的生命活力。
[1]高继衍：《蝶阶外史》卷三《柳神》，《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七册，第388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影印）。
[2]倚云氏：《绣像升仙传》第七回《青鱼精戏弄小塘，独角龙水淹泗州》，第32—33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3]张应昌：《清诗铎》卷9，第4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4]张应昌：《清诗铎》卷9，第1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5]张应昌：《清诗铎》卷9，第175—1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6]张应昌：《清诗铎》卷九，第2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7]MurrayBook：ThePhilosophyOfSocialEcology：EssaysOiaturalism，BlackRoseBooks，1990，P.163—164。
[8]［法］米歇尔·福柯：《性史》，张廷琛等译，第4—5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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