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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曰：“王神何不杀之？”
答曰：“刘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杀。”
帝叱之，皆散，乃收药而反。
又经客下邳逆旅，会一沙门谓帝曰：‘江表当乱，安之者，其在君乎？’帝先患手创。
积年不愈。
沙门有一黄药，因留与帝，既而忽亡。
帝以黄散傅之，其创一敷而愈。
宝其馀及所得童子药，每遇金创，傅之并验。
[9]
故事的前半部分，即采撷自南朝刘宋时刘敬叔的《异苑》卷四。
刘寄奴药草故事，其“刘寄奴”
，直至如今也是一种中药名。
《新修本草》称：“刘寄奴生江南，茎似艾蒿，长三四尺。
……”
《名医别录》称其：“下血止痛，治产后馀疾，止金疮血。”
[10]
总之，人参、枸杞精、茯苓精等相关文献载录历史悠久，因叙述者文化背景不同而不免各有侧重，或盲目艳羡幸运者，或借以传达伦理好尚，或彰显自身族群优势，等等，虽未能全面掌握处理人与仙草关系的自然规律，但都从某些角度为后来者提供可资借鉴的时代话语。
恩格斯对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
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11]
而中国古代这类生态叙事，纵使仍站在居高临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当立场上，却能常常提醒人们要“师法自然”
，向周边的动物昆虫学习，提高自身有限的生存能力，并以一个个颇含生态资源的文本，提醒我们不要忽略那些零散琐碎的生态文献。
[1]姚思廉：《梁书》卷五十一《处士传》，第7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2]潘永因编：《宋稗类钞》卷八《鸟兽》，第775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3]色道尔吉、梁一孺、赵永铣编译评注：《蒙古族历代文学作品选》，第143—144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4]《蒙古族简史》，第79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
参见杨海儒：《蒲松龄的先祖墓葬与民族属说》，见其著《蒲松龄生平著述考辨》，第128—140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
[5]朱一玄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第248—249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6]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第1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7]阮葵生：《茶馀客话》卷十五引，第448页，上海，中华书局，1959。
[8]程蔷：《骊龙之珠的**——民间叙事宝物主题探索》，第195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9]李延寿：《南史》卷一《宋本纪》，第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参见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第5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第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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