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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杨光先任职期间多次搞错历法，康熙亲政后，南怀仁获准与杨光先同赴司天台测验，新历的准确度得到验证，南怀仁也因此重新被起用，接掌钦天监，汤若望也平冤昭雪。
由于在制历和造炮方面贡献卓越，南怀仁一直颇受康熙的重用。
除此之外，他和闵明我（PhilippeM.Girmaldi）等传教士还轮流为对西方科学怀有兴趣的康熙教授天文、地理、数学、音律等方面的知识。
南怀仁逝世后，法王路易十四又派遣了五位通晓科学的传教士入华，其中两位还充当了译员，为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做出了贡献。
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1692年，康熙下令准许天主教在中国传播，西方称其为“康熙保教令”
，传教活动得以全面复兴。
截至1701年，中国已拥有了澳门、南京、北京三个主教区、130位传教士和约30万教徒。
西方传教士对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医学、机械工程学、建筑学、兵器制造、植物学等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做出了很大贡献。
不幸的是康熙年间的“礼仪之争”
和之后的“百年禁教”
成为基督教被清廷接纳历史的终结。
“礼仪之争”
持续了一百多年，焦点是“造物主”
的译词和中国教徒是否应该祭祖祀孔的问题，实质则是关于基督教是否应当中国化的争论。
1645年，英诺森十世（IrmotusⅩ，1644—1655年在位）下令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祀孔，中国耶稣会派卫匡国赴罗马申诉，教皇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Ⅶ，1655—1667年在位）又批准允许祭祖尊孔。
对于上述两个谕令，虽然教皇克莱门特九世（tⅨ，1667—1669年在位）均称有效，须依情况裁定，但争论并未结束且日益恶化。
1669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主教颜当在福建禁止称“造物主”
为“上帝”
及祭祖祀孔。
虽然其后耶稣会士曾据理力争，但却再次遭到了反对派的抨击。
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于1704年发布上谕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祀孔，1715年又发表《自登极之日》通谕重申前禁。
而康熙也因此彻底改变了平和的态度，断然下令禁教。
到雍正时禁教措施更为严厉，开始了所谓的百年禁教运动。
基督教在中国也从此一蹶不振，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后才得以再次在中国传播。
禁教期间，极少数有技艺的传教士仍可留下为朝廷服务，尤其是其间中、俄交往频繁，俄罗斯的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相对比较兴盛。
1715年，彼得一世正式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团。
1732年，清政府还为东正教传教士在北京兴建了教堂。
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在国内复兴，除东正教和天主教外，新教也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18世纪以前，由于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一直掌握有海上霸权，故而新教一直未能得到发展。
直到19世纪，英国、美国、德国等信仰新教的国家取代了前者的地位才使得新教传播到了中国。
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曾在其著作《中国和西方》中说:“在16、17世纪和18世纪的传教士活动中，他们总是依赖个人的品格，而没有政治势力为背景。
这样，传教士的工作成败基本上依赖于个人的传教技术及他们对中国环境的适应。
而19世纪中叶的情况不同了。
传教士来到中国，在殖民势力的保护下，假使他们愿意留在那个国家，不必再像利玛窦那样使他们在每个方面适应中国的习俗。
这样，他们对中国人的态度基本不同于他们16、17世纪的先辈。
19世纪甚至20世纪，在许多传教士的著作中，表现出一种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不可理解的、倾向性的和轻蔑的非难。”
准确地说，新教借英、美等国侵略战争进入中国，故其后期的蓬勃发展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性质，这使得其与康熙前在中国传播的基督教有显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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