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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春秋》，其指导思想是“《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史记·孔子世家》）。
使著史达到警戒乱臣之效。
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其在呈报皇帝的表文中，明确提出该书编撰的目的:以前朝的兴衰为借鉴，考察当今政治之得失，嘉奖善事，惩处恶行，坚持正确的见解，抛弃错误的想法，如此就足以发扬古代的盛德，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治理，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
司马光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他对史料的取舍，完全依据“资治”
这一中心，挑选与国家兴衰、百姓利益密切相关，可以树立榜样的好事，或应当引以为戒的恶行，突出历史对政治的借鉴意义。
三是“良史之忧”
的政治文化传统，既构成一种政治批判意识，又形成一种对民族精神的塑造力。
中国古代的史官，自古就有“秉笔直书”
的优良传统。
据《左传》记载宣公二年（公元前607），晋灵公荒**暴虐，引发了晋国内乱，在内乱中，晋灵公为将军赵穿所杀，当时赵盾任正卿。
内乱平息后，晋太史董狐记下“赵盾弑其君”
，并在朝廷公示。
赵盾认为这并非事实，董狐反驳说:“你是正卿，逃跑之时尚未走出国境，返国之后又不惩治凶手，不是你又是谁弑君呢?”
赵盾对此无可奈何。
然而，秉笔直书并非都能如董狐一样顺利，有时要以生命为代价。
据《左传》记载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齐庄公因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被崔杼指使手下杀死，另立齐景公为国君。
事后，齐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
，为崔杼杀害。
继任太史是原任太史的两个弟弟，其二弟接任后仍然如此记录，也为崔杼杀害。
齐太史的三弟继承太史之位，依然秉笔直书，崔杼没有办法，只好随着他。
南史氏误听太史都死了，唯恐齐国的历史中断，准备去续写，走到半路，听说已经有人如实记载，才放心回去。
董狐和齐太史的所为，已不仅仅是记录历史史实，记录的过程中，隐藏着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
所以孔子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
后代史官以董狐、齐太史为榜样者大有其人。
《晋阳秋》一书中，如实记载了桓温北伐为前燕大败之事，桓温阅后大怒，强令孙盛修改，孙盛誓死不从。
正因为良史之忧的政治批判意识，许多君王对自身的行为不得不有所顾忌。
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有一次正在后花园用弹弓打鸟雀取乐，有大臣称有急事求见，宋太祖立即召见。
不料却发现是很平常之事，便质问为何小题大做，败了他的雅兴，大臣说即便是这些小事，也比弹雀要紧。
宋太祖恼羞成怒，用手中的柱斧柄打落了他两颗门牙，大臣拾起牙齿揣入怀中，宋太祖更加生气，责问:“你难道想告我吗?”
大臣回答:“我不能告你，但自然有史官记下此事。”
太祖听了，怒气顿消，感到自己举止失当，马上好言安慰，并赐予金帛以示歉意。
历史的政治批判，在君王权力外在约束力很小的情况下，客观上起到了约束君王的作用。
而由董狐、齐太史开创的良史精神，又对民族精神的塑造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他们秉笔直书，不畏强暴，追求真理，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中极为可贵的一部分。
南宋爱国志士文天祥在其诗《正气歌》中，首先将以列为表彰的对象:“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可见其铸造民族心灵的作用与力量，已渗透到诗人的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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