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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新创立的禅宗受儒、道思想影响最深。
它吸收了孟子的性善说，提出人人都有佛性，这是人生来就具备的，一旦你在顿悟中明心见性，就可以成佛;哪怕你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只要你放下屠刀，也可以立地成佛。
禅宗的顿悟主张直接受到道家和玄学“玄览”
与“得意忘言”
这种感悟式思维模式的影响。
道教方面，它的儒家名教思想进一步充实，提出成德的妙训在于礼义，立身的根本在于忠孝。
唐代后期的钟吕金丹道既讲内修真功，也重外在的忠孝信仁，儒家思想已经进入到他们修行的章程里了。
唐代著名的道士成玄英、王玄览、司马承祯等人援佛入道，重视清修养神、静心修道，从而达到物我两忘的涅槃境界。
他们“三世皆空”
、“静除心垢”
等口号都有着佛教缥缈的身姿。
唐代三教融合的典型表现，莫过于唐德宗时仿效汉代金马、石渠故事而形成的三教论衡制度。
唐德宗诞辰日，召集儒、释、道三家代表进入内殿讲论。
以僧鉴虚对韦渠牟，许孟容对赵虚，僧罩延对道士郗惟素。
开始三家似乎存在矛盾，而到结束时，所有的纠结都涣然冰释。
讨论完毕，僧鉴虚对德宗皇帝说:“我唐天下，文宣王（孔子）是古今的圣人，释迦如来是西方的圣人，皇上您是南赡部州的圣人。”
三教讨论的结果归于肤浅的颂圣，可见也是政治的需要。
文学家白居易曾经参加了唐文宗大和元年的那次三教论衡。
在麟德殿内的道场，设三高座，升座的儒官原服，赐金鱼袋，释为赐紫引驾沙门，道也是赐紫道士。
论辩时，预有安排，已形成一定的套数，僧问儒对，僧难儒对，儒问僧答，儒难僧答，儒问道答，道问儒对，道难儒对，然后退。
白居易作为儒者的代表与僧人义林、道士杨弘元谈论三教义理，比如《毛诗》称六义，《论语》列四科，何者为四科?何者为六义?孝者百行之先，曾参至孝，为何不列于四科?又如《维摩经》“不可思议品”
中说须弥至大至高，芥子至微至小，为何芥子之内，容得下须弥山?就是容得下，又怎能看见呢?再如《黄庭经》中养气存神长生久视之道是什么意思?等等。
三教论衡是在始若矛盾而终至江海同归的过程中进行的，论争的目的在于融合三教而同归于善，借神道设教来提高帝王的政治威望。
三教论衡最终流于形式而遭到民间的嘲讽。
优人李可及滑稽谐戏，独出辈流。
一次，延庆节三教讲论完毕，接着是倡优演戏，李可及于是儒服岌巾，褒衣博带，登上高座，自称“三教论衡”
。
另一位演员问道:“你既然说博通三教，请问释迦如来是什么人?”
他回答道:“是妇人。”
问者吃惊地说:“为什么?”
他回答说:“《金刚经》云:‘敷（谐音夫）座而（谐音儿）坐。
’若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
皇帝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又问道:“太上老君是什么人?”
对曰:“是妇人。”
问者更加不解，于是说:“《道德经》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谐音娠），及吾无身，吾复何患。
’倘非妇人，又怕什么有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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