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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藏传佛教在近古的兴盛，其向俄罗斯、不丹、锡金、尼泊尔的传播，也是在中国文化大系统内进行的。
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国文化与亚洲诸国文化的互动以汉、唐为极盛，其特点是中国文化占主导地位，唐都长安显然是亚洲的经济、文化中心。
迨至宋、明以降，因国力渐衰，中国与亚洲诸国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于是自然产生了一些文化排拒现象。
比如明代虽将朝鲜、日本、安南等国列为“不征之国”
，努力与周边国家遣使通好，郑和下西洋也到达东南亚一带，带去了中国与诸国礼尚往来的愿望;但在后期却因对“倭寇”
的防范而出现“海禁”
政策，严重限制了中外交流的发展。
早在元代，中国沿海即有倭寇活动，对周边人民群众的安全造成危害。
终明一代，倭寇问题一直存在，尤其是嘉靖时更为严重。
明人严从简《东南巨镇赋》中记述杭州指挥陈善道抗击倭寇殉难事迹，即感叹当时沿海居地“扰于倭夷，民遭荼毒，视猃狁（匈奴）盖有加焉”
。
清代，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有朝鲜、南掌、暹罗、苏禄等国。
但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由于中国国力衰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天朝上国”
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从明朝开始对海防忧患开始关注，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交往已开始展现出近古中西文化交互的新课题。
四、中国（东方）与西方
图6-1-4马可·波罗像
中西文化的交流促进本土文化的衍展，历史十分悠久。
据有关记载，公元前600年，中国已与希腊之间有来往，如希罗多德、阿里斯多芬、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都有关于丝绸的描述。
而汉以后张骞通西域、开通南北道，特别是魏晋以后欧亚草原民族掀起迁徙浪潮，中国政府与欧洲诸国的正式交往亦见频繁。
桓帝时大秦王安敦遣使来华、甘英曾奉命出使大秦、西方玻璃制造术传入中国、中国丝绸传入外域等即为证明。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中西文化较具规模的接触，是先印度，后经波斯、阿拉伯再到欧洲的。
而中、欧文化的直接对话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大气候的形成，则在大航海时代以及元明海上交通开辟后。
如前所述，13世纪蒙古族人打通欧亚大陆，开辟四大汗国，在中国境内建立了元朝。
元世祖忽必烈执政之初，即专务远略，屡次遣使臣诏谕海外诸藩，进行商品与文化的交流。
其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取道伊利汗国，循阿姆河上游逾帕米尔高原，由塔里木盆地南缘进入河西走廊，来华并留居达十七年之久，于1291年春过印度，经黑海返回威尼斯。
马可·波罗这次来华，不仅带来了欧洲文明，也将中国的文化与科技带回欧洲，其文献仍略存于其所著《马可·波罗游记》，此书对欧洲人了解东方世界起了重要影响。
同时，中国维吾尔族人列班扫马、麻忽思又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并受到了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的接见，为天主教在中国的兴起和传教士的东来开创了新纪元。
继此，明初郑和七下西洋，当时朝臣虽有得失毁誉，但对中外文化交流所起的推动作用，已昭然史册，永乐年间掀起了中国对外交往及各国朝贡的又一**，“敦睦邦交”
的厚德载物理念再次被传达至东南亚及非洲东岸一带。
到明末清初，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欧洲宗教改革的发展，耶稣会士纷纷来华传教，再次“借新法阴行其教法”
（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卷一），以扣启“远东的伟大帝国”
（裴化行《利玛窦司铎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大门。
在明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热潮中，最先成功地向中国推介西方科技文化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利氏在华传教27年，先定居广东肇庆，后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京，受到万历皇帝的接见，向其进呈西方历法与自鸣钟等物，并与朝中大臣学士邢云露、范守己、徐光启、李之藻等译著西历多种。
其以天文学为向导，开启了中国科技受西学影响的新时代。
另外，葡萄牙侵占澳门、中国与西班牙发生冲突也开始说明明朝的“海禁”
政策已与世界发展的趋势相背离，由国力衰颓引发的思想观念的落后已开始制约中国人前进的脚步，由西周“畿服制”
建立起来的“厚德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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