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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缺点也很明显，清人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批评宋人的《书》义说:“专持一理字，臆断唐虞三代之事，凡古事与其理合者即以为是，与其理不合者，即以为非。”
此说正点在宋学的痛处。
宋学在两宋时期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基础后，在随后的元、明两代得到继承。
元、明期间虽然也有自己的经学家和经学著作，但在理学思想的笼罩下，其经学完全丧失了创造性，始终未能突破宋学的学术范围。
所以，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批评元人说:“若元人则株守宋儒之书，而于注疏所得甚浅。”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则批评明人云:“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盗窃而已。”
经学至清代，迎来了一个新的繁荣阶段，或者可以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阶段。
清代经学的主要特色，就是包容汉、宋，兼行今、古。
清代经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清前期顺、康、雍三朝为一段。
官方主持整修诸经，尊崇朱熹，学术上以宋学为主而兼采汉学。
进入乾隆朝以后，学术风气转而主宗汉学。
学术上讲究博引广证，务求实据。
经学家在为疏解经传而取证先前典籍时，态度十分严肃，一般说来，他们不援引已确证的伪书或小说家言，援引宋代以后的经说也很谨慎;重视文字、音韵等“小学”
，将经疏奠立于文字音韵学基础之上。
这种治经态度显示了清代经学具有一种实证的科学精神，它一直持续到嘉庆年间，形成了学术史上著名的“乾嘉学风”
，代表了清代经学的最高成就。
乾嘉经学可以分为两派，即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
两派学术内容和倾向有一定差异，大体而言，吴派以博证信古为特色，在解读儒家经典中，追求多多罗列古籍与前人观点，以证明自己主张，尤其重视汉代学者的见解与观点;而皖派特别致力于文字、音韵学，从“小学”
入手来阐明观点，在此基础上再援引古人论断来证明己说。
这是清代经学的第二阶段。
嘉庆以后，今文经学复兴。
经疏的重心由名物训诂转向大义微言，在众多经、传中，特别推奉《公羊传》，且十分重视辑佚西汉今文经遗说，驳斥古文经学为刘歆伪造。
至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更借今文经说中“托古改制”
的主张，为当时的政治革新服务。
而章太炎则治古文经，站在革命民主派立场驳斥维新派，成为两千年经学历史中的最后一位大师。
在20世纪以后的中国，随着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统治地位的丧失，经学也衰落下来，经学作为古典学术的代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四、经学的特点
最后，让我们对经学的总体特征做一个归纳。
首先，经学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从一开始便是以“官学”
的姿态出现，紧紧贴近政治现实，代表了封建社会的“正统”
思想。
从汉代开始，经学的沿革变迁，盛衰消长，和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演变休戚相关。
汉代时，在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的建议下，汉武帝“独尊儒术”
，设立五经博士。
此后，博士逐渐增加，至汉宣帝末年，增至“十四经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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