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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叶适对宋代理学家批评甚多，但是他的“理在事中”
思想仍然是作为理学一派而彰显的。
再则，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清初诸多思想家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批评，多以事功精神为意，当是与永嘉学派之间有一定的渊源。
五、理学的衰变期
图4-9-6王守仁像
第四阶段是理学的衰变期，这一阶段主要以明代心学的昌盛为主要形态，其中尤以阳明学为代表。
元明两朝学术，以理学为主，尤其是程朱理学既为官方哲学，亦是数百年鉴才取士的标准。
在此期学术思想几近大一统的情况之下，明代出现了一批被视为异端思想家的理学革新力量，而其中的代表王守仁的“阳明学”
也就成为了继朱子之后的又一座学术丰碑。
宋明理学肇发于北宋四子，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至“阳明学”
的出现，则呈现解构之势。
王阳明《传习录》云:“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之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出于孔子者乎?”
所以他明确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
吾心之处事物纯乎天理而无人伪之杂谓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
处物为义，是吾心之得其宜也，义非在外可袭而取也。
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
（《与王纯甫》）由此心即理、心外无理的观念，王氏提出了“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义处即是知”
（《传习录》）“知行合一”
的思想，而为达到这一境界，他的口号就是“致良知”
。
《孟子·尽心上》云:“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王氏继承这一理念并赋予其更丰富的内容:“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悌，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传习录》上），并说:“良知者，心之本体”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在阳明这里，“良知”
具有了先验性，普遍性。
王氏到晚年提出了“四句教法”
，几乎可看作是他学术的总结: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对心体的一种界定;有善有恶则是个体的意愿反映与表现;知善知恶是一种道德意识，而作为心与理的统一体的良知，表现出对善恶的先验性认知;为善去恶是理学的最高追求，也就是要追求成圣需要的实践过程，这些实际上也就是完成了一个“知行合一”
的过程。
王氏的这一套理论不仅瓦解了程朱以来“理在事先”
的本体论哲学基础，而且对其苦心经营的格物致知的系统也进行了全面的解构。
到阳明弟子王畿、王艮，或混泯三教，倡言顿悟，或革除羁绊，倡导现成自在，所谓心学横流，犹如狂禅，理学作为学术主潮，也因此而终结。
理学的本质是心性体用理论，是对伦理学的探究。
其学术体系的建构基本上表现为两种思路:一为返本，即返归先秦儒学人伦道德之根本;二为吸纳，即吸纳汉唐学术（包括被理学家们斥为异端的道、释、玄学理论）思想与理论成就，从而完成对旧儒学的改造。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返本、吸纳的方向、程度与选择的差异，才形成了宋明理学不同的学派。
同时，也正是因为宋明理学家们都有着返本与吸纳的要求和经验，才使他们没有脱离对理学本质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因此在宗派林立之中经历了众多的辩争与探索，最终完成了以儒学为中心并超越汉、唐哲学理论的圆融的思想体系———宋明理学的建构。
宋明理学家们将儒家的道德人性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创立了理学，理学的昌明、发展，与魏晋玄学和隋唐时期佛教所主张的自性空的思想理论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理学自身发展的褊狭已经逐渐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统治者为其政治需要而推行的种种文化专制政策，乃至这些政策在士人之中所引起的负面效应，都促使理学走向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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