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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戴震不同，浙东学派的章学诚主张治学通博，兼取汉宋，所以针对戴氏非议朱熹，就在《文史通义》中专列《朱陆》一篇与戴氏辩论。
他在《朱陆》篇中打比方说:理，就像水一样，事物，就像器一样，器有大小浅深，按其容量将水注入，是没有盈缺的。
而今人想将水注入器，但却闲置器而不用，只在谈论水的捐注盈虚的道理，结果是毫无意义。
所以他认为学问应该是“性命、事功、学问、文章”
的合成。
章学诚素以史学观谈学术，他曾有“六经皆史”
的理论，而且还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他以史学为自豪，对历代的学术演进，亦能以损益观给予历史的评价，因此对戴震批评朱熹及理学的偏颇，就给予了较为严厉的反批评。
由于戴震是以谈性论理批评程朱的性理之学，所以章学诚认为戴氏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
，既深得其义，同时也说明了清代学术与宋明理学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渊承关系。
在诸多的汉学家专事考据训诂之学，而鄙薄宋明理学之时，还有一些学者对之进行质疑和辩论。
以方苞和姚鼐为代表的“桐城学派”
是一个历时甚久、人数众多的文学流派，他们为学尊崇程朱理学，批驳考据学治学的不足，同时也肯定考据学的成就。
姚鼐认为:“学问之事有三:义理、考证、文章是也。
夫以考证断者，利以应敌，使护之者不能出一辞。
然使学者意会神得，觉犁然当乎人心者，反更在义理、文章之事也。”
（《尚书辨伪序》）考证固然不可忽视，但是义理、文章更为重要，三者应不可偏废。
“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
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
由此他对考据家尊汉非宋提出质疑:
秦、汉以来，诸儒说经者多矣，其合与离固非一途。
逮宋程、朱出，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审求文辞往复之情，亦更为曲当，非如古儒者之拙滞而不协于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实足以践行其所言，而为后世之所响慕。
故元、明以来，皆以其学取士。
利禄之途一开，为其学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
其言有失，犹奉而不敢稍违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为得也，斯固数百年以来学者之陋习也。
然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以专宗汉学为主，以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之害。
（《惜抱轩文集》卷六《复蒋松如书》）
从整个学术史的发展来看，姚鼐的上述评价是比较中肯与合理的，客观地论述了宋明理学后期因政治干预而造成的诸多弊端与陋习，反对全盘否定宋明理学，从而忽视性理专事考据，使得学术发展走入另一个极端。
章学诚自述《文史通义》的撰述起因的时候也提出:“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章之互诋，德性、学问之纷争，是皆知其然而不知所然也。”
也是有感于汉宋之争存在的弊端而言的。
三、汉宋学的会通
清代学术发展到道咸以后，开始进入晚变阶段。
汉宋之争从清代汉学初起之时即已存在，新汉学也是在与理学的争辩中发展而来的，至乾嘉末，二者的争论渐趋激烈，并因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与桐城派方东树《汉学商兑》二书的对立而表面化。
《国朝汉学师承记》总结了清代以来的汉宋之争，其姊妹篇《国朝宋学师承记》，则将治汉学与治宋学的学者相对区分，并将之谱系化，以明辨学术史的源流。
但同时江藩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很深的门户之见，尊汉抑宋的倾向非常明显，比如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他认为宋代理学家的学问只是“邪说诡言，乱经非圣”
，所谓独标性命之旨，均为空疏之学;元明之际，用制义（八股文）取士，使古学几绝，尤其是明代三百年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
，简直是“长夜悠悠，视天梦梦”
，使学术到了极度可悲的地步。
因为持这样的学术史观点，所以江藩对当朝“汲古义之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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