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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其词，逐客放臣，羁人嫠妇，当新秋革序，荒榻幽灯，坐冷风凄雨中，隐隐令人肠断”
，正是以楚骚为发轫的哀歌及其传统，为中国古代文学构建悲剧理论提供了创作依据，如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序》中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泣，八大山人以画哭泣，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个中意趣，迥异于孔子开创的“温柔敦厚”
的文学批评传统，是崇高的悲剧意识与历史的衰变意识的审美整合。
概括地说，产生于中国文学发端期的诗骚传统，正是以其相同的人文精神和相异的审美风格，影响了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
诗骚传统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理论上，均内含了情感的异流形象，这一现象既源于《诗》中群体生命意识表现情感与《骚》中以个体生命抒泄情感的不同，也源于其内含的地域与时代的文化差异。
正是因为这种差异出现在中国文化学术初兴并趋定型的轴心时代，诗、骚与儒、道的相互关联以及其对后代文化与文学的影响，才显得尤其重大。
二、盛世气象与易代情结
在中国文学的诗骚传统中，汉唐气象与遗民情结显然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文学是以心灵去把握时代、表达思想的，所以研究文学首先应该通过作品去认识文化背景与文人心态的关系。
章学诚在论及历代文人“情深于诗、骚”
时提出的“廊庙（魏阙）”
与“山林（江湖）”
两端，即是通过文人的生存处境与其对诗、骚传统的接受，来反映现实文化精神的。
这两方面其实也是最能反映中国文学二元特征的，即盛世与衰世、入世与隐逸、颂赞与批判、雍和与谲僻、华贵与清奇等，对此，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有段推阐“余尝究之，文章虽皆出于心术，而实有两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
，而清人汪琬论诗亦云“铺扬德伐，磊落而华瞻者，台阁之诗也;徘徊光景，雕琢而纤巧者，山林之诗也”
，此以达而在朝、穷而在野的生存处境表达两种文学创作的审美形式，从而折射出两种不同的文化思想。
如果转换视角，再从文学反映时代这一特征考察，即超越个体而显现整体性的穷、达之异，那么，这两类审美形式在中国文学创作中则集中地表现于汉唐气象与遗民情结。
汉唐盛世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最强大昌明的时代，因此文学之中所表现的盛世精神也多以汉唐气象概之，在某种意义上，汉唐文学的气象也就是盛世文化的反映。
对于汉代大一统帝国下的文学创作，不管是于慎行所说的“两汉文章，莫盛于武帝时”
，还是阮元赞赏的“大汉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均从现象言其盛况。
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则以辞赋创作为个案，在《两都赋序》中评析了盛世文人心态与文章的特点:“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
这段话传承《诗》学的余绪，以颂扬与讽喻为盛世文学的双重功能，是有共性意义的。
就颂扬而论，盛汉宫廷大赋是通过实际事物的铺张描绘，来反映当世的帝京文化风采，简述其要有三:一曰尊帝都，如班固《两都赋》描写帝京形盛、京畿环境、都城规模、市区街衢、宫殿丽景、商贸活动、畋猎壮观、娱游盛况、风俗礼仪等，尤以“宸居”
所在的宫室刻画最突出精美，是典型例证，只是大赋尊帝都的历史文化意义还在于讴歌大一统，故以京畿为中心作辐射状描绘，取拱卫帝京义，所谓“惠此中国”
;二曰崇王道，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扬雄的《长杨赋》等即将大汉帝国的伟业转换为儒家“修齐治平”
和“内圣外王”
的崇高理想，所以盛汉大赋一个显著的征象就是描写武功与文治兼胜，写武功则以狩猎为典例，以反映尚武精神，而同时又将尚武行为巧妙地融织进恤农应时的“保民而王”
的王道观念之中，写文治则除了推崇礼德思想，更多地描写京都的“太学”
，于是“东观”
之府、“辟雍”
之学、“庠序”
之教，均属赋家大肆渲染的景观与内涵;三曰尚礼制，这不能狭义地理解为大一统帝国的专制政治，而是内含了以民为本的仁德观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礼乐制度，如扬雄《河东赋》、张衡《二京赋》中大量的有关朝觐、郊祀、籍田、大射诸例典的描绘，正是其文化核心的彰显。
综此数端，其根本仍在“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
的大文化观念。
当然，汉大赋的讽喻精神也时时隐含于铺陈描写之中，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对王者“暴露驰骋，劳神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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