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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搬用这些武器时，往往生吞活剥，缺乏系统性、创造性的理论活动，加上革命派长期生活在封建主义中国，有时难免带着封建的历史观念去理解和接纳西方思想，因而所介绍和宣传的西学，往往混杂着某些封建主义的东西。
同时，由于近代中国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自然科学革命，革命者大多缺乏自然科学的深厚素养，没有能够自觉地建立唯物主义理论体系。
因而，他们虽然热情地学习西方，寻觅救国的方法，但是却无力在中国掀起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和理论革命，为民主共和政治实践的最后胜利带来了不利的因素。
而在这一文化变革时期，“欧化”
与“国粹”
之争又从另一层面展开。
“国粹”
派是以邓实于1905年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
，创办《国粹学报》为标志的，而章太炎、刘师培等以“国学”
非“君学”
、“孔学”
的新面目，复兴和标举诸子精神，提倡和宣扬古学传统，来为改变现实政治服务，蔚然而成一时风气。
相对而言，“欧化”
论者大多接受过西方教育，一方面对世界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持矫枉过正的态度，所以在现代文化进程中也只能成为一段短暂的插曲。
（四）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化观念的变革与科学、民主思想的凸显，标志了新旧文化与中西文化冲突在更广泛、更深刻的领域展开。
图6-2-2袁世凯像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也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
作为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目标就是使人们的思想从封建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
作为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就是要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宣扬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法治制度、独立人格，唤起人民的觉悟。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旨是反帝、反封建。
就反封建而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无不接受西学的影响，针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与尊孔读经以及康有为倡导、建立“孔教会”
尊孔复古等行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
的口号，是有的放矢的。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挂着民国的招牌，建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演出了一场复辟帝制的丑剧。
民国的建立，并没有给人民带来自由和民主，也没有给国家带来独立和富强。
贫穷、落后、专制、卖国、阴谋、权术，处处充满了黑暗。
与此同时，“孔家店”
的精神枷锁，紧紧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伴随着孔教的盛行，神鬼之说也很猖獗。
和孔教、神学相适应，文学上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也从思想、文字、语言上禁锢着人的解放。
人们在黑暗中叹息、咒骂，也在黑暗中思考、求索。
昔日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在威武雄壮的演出后，纷纷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一批年轻的急进民主主义者，却在怀疑和思索中觉醒、成长起来，勇敢地肩负起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重担。
他们认真地总结辛亥革命失败、革命政权得而复失的教训，认定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一次思想上的革命。
于是以陈独秀为首的急进民主主义者，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法国的启蒙运动为榜样，对中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辛亥革命，进行了一次思想文化上的补课，这就是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就把“科学与人权”
作为这一运动的战斗旗帜，后来他又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把新文化的精神实质，明确概括为“民主”
与“科学”
，即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且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道德、学术和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在近代中国，民主成为一种思潮，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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