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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郭小川等人的诗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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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革命化、民歌化与大众化的相辅相成,合力促成了这首诗。

这种在进步意识形态指导下的“言之有理”

,辅之以新型的“革命加恋爱”

内容的“言之有物”

与为民间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言之有序”

的民歌表现形式,造就了《王贵与李香香》在现代革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经典地位。

但我们必须看到,其缺陷也是较为突出的。

早在1959年,卓如就在一篇评论文章中称李季“尽管摸索了多年,尚未找到一种比较稳定比较鲜明的便于表现新的生活内容,又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的诗歌形式。”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李季一人的局限,也是当时所有新诗创作者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与时代氛围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难题。

例如由于对民间传统的过于膜拜,使得李季在民间文艺形式的运用方面,未免有所迁就,而没有积极调动创作者的主动性进行充分的加工与合理的改造。

《王贵与李香香》的缺陷还表现在,它依然是着眼于一种政治斗争的形式表现。

相应的,正面人物雕塑化、反面人物漫画化的情况,表现得异常突出,呈现为一种简单的情感伦理的二元对立。

这就使得诗歌本身显得苍白浮泛,缺乏应有的深度。

《王贵与李香香》一诗的民歌化、大众化写作试验的成败与得失,都打上了它所处时代的深深烙印。

高俊林:《新诗民歌化、大众化试验的一个范例及得失谈——李季〈王贵与李香香〉一诗的重新解读》,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4)。

2.李季是最早把大西北荒凉的自然风貌和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英勇劳动结合起来的诗人。

在他笔下,石油河在冰块下面“和砾石作着激烈的争辩”

,石油工人“正把辽阔的戈壁划入市区”

李季善于把艰巨的劳动、荒凉的大自然与建设者的豪壮胸怀交织起来表现。

在他笔下,那藐视困难的气概,创造生活的喜悦都极其鲜明地体现了50年代的时代精神。

李季的这些作品尽管在艺术上还不能说是成熟的,但他却适应了50年代初期阶级斗争主题向大规模经济建设主题的转变的潮流。

一种伟大时代的历史转折感渗透在他自称为“石油诗”

的作品中。

……对于如何在抒情诗中描绘英雄形象,李季所进行的探索是很有特色的,他力图正面表现先进人物感情的豪迈。

他并没有像贺敬之和郭小川那样,也没有像公刘那样把自己的感受作为反映时代风貌的焦点,他也不像闻捷那样以一种牧歌情调来表现劳动和新生活的喜悦,在欢乐的场景中渗入诗人优美的情思。

在李季的作品中,基本上没有诗人的自我形象,也较少以直接抒发诗人胸臆为主的篇章。

他的语言不及白桦、雁翼、邵燕祥、流沙河那样多彩,他的想象常常是直线条的,不像李瑛那样曲折,但是他却以质朴的风格和生活内容,在50年代独树一帜,在表现生活的深度上所取得的成就弥补了在构思上平直的不足……李季的人物是现实的人物,艺术细节也很少带着想象的奇妙色彩。

他在描绘场景和人物方面迈开雄赳赳的步伐,但在想象的空间中他却缺乏灵巧的翅膀。

李季的这种写实风格在50年代初期和中期对许多青年诗歌爱好者有过广泛的影响,他们的新诗往往过分重视生活现实图景的描绘,而在艺术想象方面显得拘谨。

从诗的艺术规律来说,是不能回避生活和想象的关系的,在这方面理解上的偏颇,不能不影响到诗人在艺术上的进展。

孙绍振:《李季的艺术道路》,载《文学评论》,1982(3)。

3.政治抒情诗中,“诗人”

会以“阶级”

(或“人民”

)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

这种评述和反应,一般来说不可能出现多种视角和声音,因为其精神上的“资源”

,来自当时对现实历史所做的统一叙述。

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即“实际上是抽象的思想,抽象的概念,但用了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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