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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修订本），430～431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2.“鲁迅风”
杂文“迂回曲折”
原因是多方面的，它还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
但进步作家们在阐述杂文这一特点时，更多地还是注意到了杂文自身的艺术规律，并由此联系到了保护作家个性，发展个性的问题。
这不但使这场论争具备了理论色彩，同时对以后的杂文创作的发展也富有启发性的。
一是如何认识鲁迅传统的伟大意义和捍卫鲁迅传统的问题；二是如何理解文艺大众化问题；三是如何理解杂文的艺术特征和作家的创作个性问题。
这三个理论问题在论争中虽然未能给予充分展开和深入讨论，但论争者在理论的阐述上都是认真的，严肃的，同时又富有启发性的。
沈永宝：《关于“鲁迅风”
杂文论争的几个问题》，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4）。
3.由于“鲁迅风”
杂文形成了强大的作者队伍，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因而没有因鲁迅的谢世而消亡，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它仍然十分顽强地活跃在国统区、“孤岛”
上海、解放区的延安和哈尔滨。
这些作家之于“鲁迅风”
杂文，其情结早已作为“集体无意识”
深深潜融在作家的心理结构中。
他们像鲁迅一样以此作为表达自己对国家、民族的命运的关切之情的最恰当形式。
然而，除在国统区外，这时期的作家却遇到了较之30年代不同的社会现实和批评对象，因之也经历了艰难的探索过程。
最典型的是在延安。
从主导倾向说，延安的“鲁迅风”
杂文不在对敌斗争而在革命队伍内部的批评。
姜振昌：《一脉天风百年旺泉——中国新文学中的“鲁迅风”
杂文》，载《文艺研究》，2006（6）。
4.对中国国民的文化性格、心理、历史命运、价值取向，以及对民情、民俗、民性、民魂的全方位探讨，是鲁迅杂文创作的中心指向。
《野草》杂文作家群的创作，也是直接以鲁迅杂文的这种中心指向来学习效仿的。
《野草》的重要撰稿人之一的聂绀弩，就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最具鲁迅杂文精神的作家。
他的杂文创作，或对现实丑恶现象进行揭露，或对独裁专制统治展开批判；或对国民性问题发起讨论，或对委身事敌者猛烈鞭挞；或对文艺现象深入剖析，或对妇女问题表示关注，几乎是对抗战时期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全方位地表达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其中，与鲁迅精神相一致的是秉持鲁迅“改造国民性”
的主题，在抨击黑暗现实和腐朽事物，批判旧的伦理道德中，展开对国民性的深入思考，力求改变长期以来受旧的传统影响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如在《我若为王》一文中，聂绀弩就设想“我”
若为“王”
之后的种种意欲，描绘了依据历史和现实境况所想象出来的各种可能的现象。
在文中，聂绀弩批判了国民性中的两种劣根性——专制性与奴性，锋芒所指的是从历史到现实的那种一脉相承的专制制度和封建奴性。
《蛇与塔》一文中，聂绀弩沿着鲁迅反思国民性的思路，对中国的“大团圆”
的喜剧心理及其愚民政策进行了深入剖析。
《乡下人的风趣》一文，则透视了国民对官的无限想象和畏官心理，在看似风趣的背后，可见国民性之一斑。
《论拍马》一文则在讽刺“拍马”
之风当中，联系历史和现实，深刻指出“拍马”
“除了聪明才智会窥探‘上头’的意向，还非要有具体表现不可，而那表现有时简直非常血腥，和你的骨肉相连，肢体相连，人性人格相连”
的特点，从批判国民性的角度，探讨了“拍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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