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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婵娟的感情运动也是不断深化迭进，升华到一个纯净芬芳的境界的。
特别是最后一幕，婵娟死前和屈原的对话，这是婵娟诗魂的极致，是道义美的崇高意境。
婵娟岂只是《橘颂》的象征，而且是屈原辞赋的象征。
作家的独创之处，在于当他驰骋着浪漫主义神思时，运用着象征主义的手法。
田本相、杨景辉：《〈屈原〉论》，载《文学评论》，1982（6）。
泛读作品
郭沫若：《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
郭沫若：《献给现实的蟠桃》
评论文献索引
王瑶.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历史剧创作理论.文学评论，1983（3）.
黄侯兴.论郭沫若的史剧观.北京大学学报，1983（3）.
王文英.论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的审美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2）.
王保生.关于抗战时期六个太平天国史剧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2）.
高扬.历史精神与艺术构想——论郭沫若历史剧的心理特征.郭沫若学刊，1998（4）.
高音.《屈原》——用戏剧构筑意识形态.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3）.
沈庆利.郭沫若《屈原》：性与政治的**.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8（1）.
倪海燕.文本裂隙与女性配角的艺术光彩：从一个角度谈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4）.
拓展练习
1.郭沫若认为“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
，“失事求似”
应是史剧的一个原则，他的创作“并不是想写在某时代有些什么人，而是想写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代应该有怎样合理的发展”
。
对于一些历史的空白，郭沫若凭借艺术想象予以了填补。
但这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因过于追求“以古讽今”
的现实功效，一些剧作的剧情衔接不自然、人物有失真实。
分析剧作《屈原》是否存在上述不足。
2.“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
同一种意识形态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
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
[9]也就是说，郭沫若的史剧创作承担着某种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任务，其中潜藏着对未来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寓言。
结合相关文献，分析剧作《屈原》能否支持、印证这一说法。
3.阅读评论摘要5，分析郭沫若“诗性”
特征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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