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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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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概述
内容提要
新启蒙文学中的诗歌创作，其成就主要体现于“朦胧诗”
“第三代”
诗歌、“归来诗人”
的作品、延续工农兵文学中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诗歌创作及女性写作、新边塞诗等，“民间写作”
与“知识分子写作”
也有着“史”
的意义。
所谓“归来诗人”
是指在新中国成立前即开始诗歌创作，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发表作品，及至“**”
结束后，又重返诗坛的诗人，代表性的诗人诗作是：艾青的《光的赞歌》《归来的歌》以及公刘、流沙河、邵燕祥、蔡其矫、昌耀等人的诗作；杜运燮的《秋》、郑敏的《诗人之死》等原九叶诗派诗人的诗作，牛汉的《悼念一棵枫树》等原七月派诗人的诗作。
延续工农兵文学中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诗歌创作的代表作则有：李瑛的《一月的哀思》、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骆耕野的《不满》、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等。
女性写作的代表诗人诗作是翟永明的《女人》、伊蕾的《一个独身女人的卧室》等，新边塞诗的代表诗人诗作是昌耀的《慈航》、杨牧的《边魂》、周涛的《野马群》等。
教学建议
参阅评论摘要，结合精读作品与泛读作品所列两篇文章，以期对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诗歌发展有个概括的印象，在此基础上，对拓展练习中的问题进行讨论。
精读作品
谢冕：《一个世纪的背影——中国新诗1977—2000》，载《文艺争鸣》，2007（10）。
评论摘要
1.诗在中国往往能够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兆。
这是由于中国社会有着崇尚诗教的传统。
这传统生成了诗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价值观。
古时统治者采诗以观民风，历代的平民则通过诗以为兴亡忧乐的宣泄和兴叹。
近世最大的一次诗的集结性的示威，则是1976年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诗歌运动。
至少长达十年的苦难的积郁，以及历史承继的忧患，在那时，如同当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又一次得到火山爆发式的突现。
诗歌终于奇迹般地召唤人民奋起摧毁黑暗神殿的统治，诗于是再度成为社会预警的极具权威性的证明。
诗在中国的这种特殊性质证实：诗既是它自身，又不仅仅是它自身。
作为艺术的诗，超负荷地拥有和承担了艺术以外的职能。
历时久远的发展，这种承载造成了诗的合乎中国国情的扭曲。
诗终于有可能向我们提供确证：从它的内涵和外态的走向中，我们往往可以得到中国世态人情的盛衰沉浮，乃至社会结构的板结和松动的有效信息。
中国诗歌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它的革命化进程，这种进程随各个时期不同的社会情态而不断地强化。
30年代强调为国防服务的诗歌使命，尽管它在以诗为武器唤起民众以抗拒外来侵略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却也促成了诗的诸多品质的丧失。
40年代延续大众化的提倡，基于当时的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自然地把此种提倡纳入了民族化追求的总格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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