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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主张，在“当代”
得到了贯彻（但在某些时候也受到怀疑和有限度的调整）。
……在五六十年代，作家、批评家对这一问题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对“题材”
的理解，以及处理这一问题的角度、方法，却并无不同。
第一，题材是被严格分类的。
作为分类的尺度，有社会生活“空间”
上的工业、农业、军队、学校等，有时间上的历史题材、现实生活题材等。
这一分类，在实质上包含着“阶级”
区分的类别背景，同时，也表现了以社会群体的政治生活（而非“个人日常生活”
）作为题材区分的根本性依据。
第二，不同的题材类别，被赋予不同的价值等级：即指认它们之间的优劣、主次、高低。
类别的严格区分，与等级上的清楚排列，是紧密关联的。
因此，又出现了“主要题材”
（或“重大题材”
）、“次要题材”
（或“非重要题材”
）的概念。
在小说题材中，工农兵的生活，优于知识分子或“非劳动人民”
的生活；“重大”
性质的斗争（一般指当代的政治运动、“中心工作”
），优于“家务事、儿女情”
等“私人”
生活；现实的、当前迫切的政治任务，优于已经逝去的历史情景；现代的由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优于“历史”
的其他事实和活动；而对于行动、斗争的表现，也优于“个人”
的情感和内在心理的刻画。
如果依循上述的类型尺度来观察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那么，题材分布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
和“农村题材”
等方面。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82～8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描写战争，通过战争的胜利来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表现历史的本质的发展（即黑格尔的所谓“时代思想水平”
）。
……于是，歌颂革命战争，并通过描写战争来普及现代革命历史和中共党史，成为50年代公开发表的当代文学创作中最富有生气的部分。
这种观念，首先表现在作家不再以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立场和视角去描写战争。
其次，战争形态使作家养成了“两军对阵”
的思维模式，因为战争往往使复杂的现象变得简单，整个世界被看做是一个黑白分明、正邪对立的两极分化体……这种由战场上养成的思维习惯支配了文学创作，就产生了“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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