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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的政治经济运动之下，发生了众多针对文学和知识分子的文学批判运动。
主要的有：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界的第一次重大的文艺思想论争；1954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1952—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57年，对何直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批判；1957年，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和批判；1962年，对邵荃麟等人的“写中间人物”
和“现实主义深化”
的讨论和批判。
其间，针对文学艺术也出现了一些政策的调整。
主要有：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
；1961年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创作会上的讲话》和1962年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65年提出“调整”
的口号。
“十七年”
时期，文学的体制化，一直是主导趋势。
虽然时紧时松，时有调整，但总体趋势向紧。
由于文学一直在政治的制驭之下运行，文学对政治及其运作进行了及时的符合即时需要的“反映”
，虽然发生了一系列针对文学创作的批判运动，但文学面貌和文学规模比起民国时代来，有了明显的发展与变化。
（二）“文革时期的文学”
。
从1966年至1976年前后的“文革”
时期，是共和国文艺事业发展历程中的大曲折时期。
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陷入无政府的“动乱”
。
文艺领域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各级各种文艺组织及其活动全面瘫痪或终止，各类文艺期刊除《解放军文艺》之外，包括在“十七年”
时期具有权威性的重要刊物如《人民文学》《文艺报》《收获》等也被迫停刊。
知名作家、艺术家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中有200余人被迫害致死。
中外一切历史形态的文艺创作成果，遭到粗暴的否定性批判。
作为“文革”
时期极“左”
政治思潮的衍生物，这一时期形成了带有鲜明专制主义色彩的“激进主义”
文艺思潮。
在这种思潮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姚文元在1966—1967年间的一系列批判文章、《纪要》的公开发表、“革命样板戏”
的创作与推广、“三突出”
原则的确立、毛泽东《讲话》的重新发表及其相关的纪念活动、1972—1974年间出版的作家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一部、第二部）及其同类创作如《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矿山风云》《沸腾的群山》《征途》《峥嵘岁月》《飞雪迎春》《激战无名川》等、1973年上海文艺丛刊《朝霞》的创刊、1974年年初国产彩色故事影片《艳阳天》《青松岭》等在全国各地的陆续上映、1975年年初的“评《水浒》运动”
、政治影射影片《春苗》《决裂》的上映等，都是值得重视的文学事件与现象。
与此同时，出版于这一时期的一些“革命历史题材”
创作、以“白洋淀诗群”
为主体的青年诗歌创作及其如《第二次握手》等手抄本小说，都以其与当时的主流创作风尚“相异”
或“相悖”
的异类性，蕴含了文学在时代变化之后发生逆转的可能性。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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