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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茅盾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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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1896—1981）的小说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开创了“社会剖析”
的小说类型，整体风格受到巴尔扎克等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
茅盾小说的突出特点表现为浓郁的理性色彩——把握社会的政治经济视角、人物性格的阶级属性和主题内涵的社会指向。
他的创作以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作为审视现代中国社会的理性武器，择取各类型具有时代性与重大性的题材，有意把在社会变化中发挥主要作用的生活领域和主要社会关系作为描写对象，以期达到对社会运动中主要矛盾的揭示和社会生活的全景展示。
因此，他的小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创作的一种范型。
首先，选择政治经济的角度作为其审视和叙述社会的特殊视角，是茅盾小说理性色彩呈现的一个重要方面。
“政治家”
的使命意识和“社会科学家”
的理论视野，使他常常习惯于把目光聚焦于社会现实的改造，尤其着眼于社会外部结构（政治、经济）的变革，这迥异于“鲁迅式”
的对人的精神意识的关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指导使茅盾总是以政治经济角度观察社会、把握社会、记录社会，其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政治经济的角度来叙述公共政治经济空间的宏大事件，并将其与个人意欲有效地融合，凸显公共空间矛盾冲突的尖锐复杂。
即使像《蚀》这样的从小资产阶级知识者心路历程角度来反映大革命的小说，也依然显示了茅盾对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在政治的宏观视野里呈现了特定公共政治空间内知识分子个体的情感和心理。
《幻灭》的女主角章静情感与意志脆弱，缺乏行动，富于幻想，为革命形势所鼓舞，不断追求，不断更换工作，但是每次都只是增加一些幻灭的悲哀。
《动摇》以大革命时期武汉附近一个小县城为舞台，呈现了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方罗兰在革命形势急剧动**时期内心的动摇妥协。
《追求》则重在暴露1928年前后知识者的病态和迷惘，其中的人物，在革命**时都曾有过一度的昂奋，而当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不清楚自己该走向何方，故虽各有所追求，而最终都不免于失败。
心理呈现的个人印记尽管鲜明，但如果将它们从宏大革命语境中抽离出来，那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现实土壤和社会意义，如果脱离政治视野的观照，那么《蚀》只不过是个人遭遇不幸后的惆怅与怨叹。
以《子夜》《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领衔的茅盾30年代小说创作则更自觉地从政治经济角度展开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全方位的审视和描绘：30年代中国经济大凋敝，在外国资本的逼迫下，民族资本主义与买办资本主义之间展开了殊死搏斗，中小城镇商业不断凋残，市民阶层濒临破产，农民徘徊在生死边缘以及整个社会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初步觉醒等。
在《子夜》中，叙述者以“俯视”
的目光，整体展示了上海这座现代大都市的面目。
资本家客厅的豪奢富贵、夜总会的光怪陆离、工厂斗争的错综复杂、证券市场的拼死火并。
同时，又在侧面衬之以农村情景和中原大战，这无疑又扩大了作品的社会生活容量，从而实现了他所设定的意图：“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
《子夜》的“大规模”
叙写，不是将数量巨大的生活片断进行随意选择及拼贴，而是以吴荪甫的事业兴衰与性格发展为线，使作品既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场景，又以吴荪甫的悲剧，象征性地暗示了作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性认识：“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1]《林家铺子》以1932年“一二·八”
上海战争前后的江浙城镇为背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侵略和官吏的权力讹诈、地主的高利贷剥削的双重压迫下，城镇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并透过林家铺子的倒闭，反映了当时民族商业破产的必然厄运。
其次，茅盾小说人物冲突的不可调和性，是由其不同的阶层归属所决定的，人物性格也是在社会科学理论所预设的阶层属性的规定指向中塑造的，这些都是在其理性创作原则严格制约下的必然结果。
吴荪甫与赵伯韬之间不可调和的激烈冲突不是简单的个人恩怨，他们最后在经济领域的殊死决战，显然是由其各自所归属的阶层利益所决定的，其背后所隐藏的“民族资本”
与“买办资本”
的激烈冲突左右着二人的行为选择，决定着他们人生命运的最终走向。
吴荪甫与杜竹斋的分道扬镳，显然不是因为个人伦理情感从中作梗，而是“民族实业”
与“金融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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