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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本时期戏剧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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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田汉丁西林
田汉（1898—1968）是五四时期戏剧文学的代表作家，要理解田汉的戏剧，首先需看到其诗人气质在创作中的显现。
作为一个诗人，田汉在其戏剧表现中，对心灵世界种种困惑与挣扎的兴趣显然超过对外部世界复杂关系与表象的兴趣。
他认为：“艺术的动机只在表现自己！
把自己思想感情上一切的活动具体化、客观化。”
[1]思想感情上的活动在田汉戏剧中主要呈现为“灵与肉”
的冲突，灵肉冲突包含着多种现实形态，或指理想与现实，或指精神与物质，或指人性与兽性，或指爱情与艺术，生存范畴内种种对立的两项皆可归入其内。
在其第一个剧本《梵峨璘与蔷薇》中，灵与肉的种种冲突形式得到初步的呈现：大鼓艺人柳翠精湛的表演艺术沦为看客们消遣的玩意儿；在自由恋爱反受其累、给人作小现世享受的世风之下，柳翠也萌生了顺世逐流的念头；秦信芳的父亲当年清廉刚正，却斗不过官场的利益潜规则，落得个丢官**产的下场；秦信芳不愿走仕途之路，专情于艺术，却因没有经济支撑难以为继；李简斋当年志气昂昂献身革命，至革命成功后，当官赚钱、寻欢讨小，与世间俗物一般无二；柳翠为助爱人完成艺术的追求不得已选择给人作小，若不是李简斋成人之美助其资财，他们也难以获得爱情与艺术兼得的理想结局；艺术家在自由与安定、艺术追求与家庭婚姻之间的两难选择在此剧中也初露端倪。
但由于该剧缺乏足够的篇幅构建合理的戏剧动作以演绎主人公的人生境遇，以上种种命题在剧中都只是浅尝辄止，而在田汉此后的戏剧创作中，这些冲突命题或各有侧重或兼而有之，不断地回旋、演进、深化，谱写出一曲曲苦闷、感伤、彷徨的人生哀歌。
从形式上看，田汉早期的戏剧正面展示的主要不是灵肉冲突的现实形态，而是这些冲突在主人公心灵中的显影。
人物在现实人生中的际遇往往通过追溯往事的形式而得以显现。
《梵峨璘与蔷薇》中，秦信芳的家庭与个人遭际通过吴妈妈的讲述得以交代，李简斋的过往在李太太与儿子的对话中彰显；《湖上的悲剧》中，老仆的讲述引入痴情少女素苹（即白薇）在恋爱受阻后投水自尽的遭际，梦梅弟与白薇的谈话则交代了杨梦梅在白薇死后迫于父命结婚却仍然心系旧情奋笔写作的往事与现状，及至梦梅与白薇相认，则道出当年音讯不通的原因及白薇投水复被救活、蛰居湖畔的隐情；《古潭的声音》中，美瑛的过去及如何投潭自尽都通过诗人及母亲的叙述得以交代；《苏州夜话》中，画家在战争中为了保存艺术，无暇顾及妻女导致妻离子散进而家破人亡的悲剧也全是通过剧中人的对话叙述出来。
以叙述来交代前情，一方面是为了戏剧时空的统一，演出场面的精简；另一方面也可见出，田汉在早期创作中对于正面展示生活客观形态这一戏剧形式并不擅长。
他更感兴趣的是外部世界在内心的投影，在对话中呈现的事件是为展开内部精神活动而设的境遇。
舞台正面展现的空间让位给人物大段的抒情独白，通过这些独白对人物心灵世界中灵肉交缚的情状进行揭示。
因此，田汉早期戏剧具有抒情性强、情节性弱的特点。
然而，戏剧毕竟是发展的艺术，戏剧动作在舞台上必须有所推进，最终得以完成，由于田汉早期戏剧弱于正面展示客观生活形态，也就难以充分演绎人物与现实环境之间的生成制约关系，难以精细刻画不同个体意志、情感的相互作用形式，则推动戏剧动作得以发展与完成的力量常借助奇人、奇事、奇境的构筑。
《梵峨璘与蔷薇》中，李简斋对秦信芳、柳翠二人感情的成全与经济的援助没有动机与条件的充分铺垫，简直是兴之所至。
凭借奇人奇事的设置使主人公之前所面临的艺术与爱情难以两全的危机得到克服，也体现着理想原则对于现实原则的主观超越。
《湖上的悲剧》中，白薇再次自杀的行为没有经过思想感情的充分酝酿，从戏剧逻辑上看唐突得很。
如果说这一戏剧行为的设置缘于作者对《梵峨璘与蔷薇》的大团圆模式的突破，但这种突破由于缺少对人物的现实处境及其主体情志的深刻揭示，它的迅速形成就显得牵强与突兀，而其现实意义也因之而削弱。
《苏州夜话》中，失散多年的画家父亲与卖花女儿在郊外奇迹般地相遇并相认。
奇遇设置的目的并非指向始离终合的欢乐主题，却是借助“相遇”
揭开战争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巨大创伤，以及艺术家在动**现实中的无力之感。
从内容上看，该剧具有极强的现实批判色彩，但由于画家一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经历主要借助转述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一批判性内涵的传达也终究显得不够真切感人。
总体来看，田汉早期戏剧由于缺乏对灵肉冲突现实形态的正面展示，主人公思想、情感也就无法随其境遇的发展，借助于不同主体精神的相互作用形式而得到渐次深入的揭示，因此田汉早期戏剧大多能够给人以哀婉的印象，却难以获得震撼的艺术效果。
在这一阶段相对优秀的戏剧作品中，由于加强了对灵肉冲突现实形态的正面展示，其艺术效果也相应得以增强。
《获虎之夜》被视为田汉早期戏剧中的优秀之作。
魏福生所代表的世俗利益原则与女儿莲姑及黄大傻所代表的情感至上原则相互冲突的现实形态在舞台上得到正面展示。
剧情以“获虎”
为情节依托，依次呈现：魏家上下为莲姑婚事而做的准备，莲姑对父母之命的抗拒，黄大傻误中捕虎机关受伤后被抬回，与莲姑及其家人的情感交流与交锋，最终在身心俱损的情境下自杀。
围绕着灵肉冲突构建出现实形态的戏剧情节不仅使戏剧性得以增强，亦使情感的表现更为真切动人。
《南归》在灵肉冲突主题上的表现比起之前的作品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剧作通过春姑娘、少年、母亲与流浪诗人四者关系的正面展现将灵肉冲突的现实形态与象征形式融为一体。
母亲与少年对春姑娘世俗安定婚姻的期许，春姑娘对流浪诗人漂泊人生的向往，母亲对女儿与流浪者恋爱关系的阻挠，流浪者在南方与北方情事受阻、无所栖止、只得继续流浪的境遇，春姑娘违抗母亲意志，追随流浪者而去的选择，这一系列情节的设置使灵肉冲突既关乎现实生存中物质与精神的常态矛盾，又关乎个体生命中安定与追寻的永恒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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