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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承认非公有经济中的各种收入，而且评价收入的标准不再是劳动，而是法律。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注重劳动这种生产要素的作用，不承认劳动之外的别的生产要素的作用，因而更多地强调了劳动收入，而不注重甚至歧视非劳动收入。
传统理论把非劳动收入划入所谓剥削收入范畴之中，似乎只有劳动收入才是阳光性收入，是光荣的，而非劳动收入则是非阳光性的收入，拥有非劳动收入是不道德的甚至是可耻的。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从非劳动收入的理论上就把非公有经济打入另册，因为非公有经济的收入主要表现为非劳动收入。
因此，要真正承认非公有经济的合法地位，就必须对非劳动收入做出正确的解释，如果将非劳动收入作为与劳动收入相对立的范畴，不承认非劳动收入的真正地位和作用，那么非公有经济就不可能真正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是被当作临时性的迫不得已的举措。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要尊重合法性非劳动收入，无论劳动收入还是非劳动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必须要受到尊重和保护，这就从根本上奠定了非公有经济的合法地位。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着重于以劳动为基点来评价收入，因而往往把劳动收入当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把非劳动收入当作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由此给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阻滞。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创新，调整了评价收入的基点，不再把是否是劳动收入作为评价收入的基点，而是强调各种要素的贡献，按贡献分配收入；指出按贡献收入就是合法的，从而将法律作为评价收入的基点，强调收入的合法性，认为凡是合法性收入，都应受到尊重和保护。
第六，为非公有经济放开充分的要素获取市场，形成开放和公平的要素市场。
非公有经济创造社会财富需要有各种生产要素，因而非公有经济必须同任何社会经济成分一样，能够顺利地获得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技术、资金等，这就要求我们全面地向非公有经济开放要素市场。
例如，要为非公有经济放开融资市场，非公有经济的投资及经营活动不能仅仅使用自己的资金，还需要融通债务资金和资本金，因而非公有经济需要有充分的融资方式，即：既要有融通债务资金的间接融资方式，又要有融通资本金的直接融资方式。
因此，我们要全方位地为非公有经济放开银行融资和资本市场融资。
总之，我们应该向非公有经济放开全部的要素市场。
对此，在中共十六大后有了重大变化，几乎所有的要素市场都逐渐开始向非公有经济放开。
在这方面，我国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很深刻的。
1997年以前我国不允许非公经济企业上市融资，结果严重地影响了非公经济的体制创新和发展，因而在这方面实际上付出了巨大代价，好在十六大之后，我们逐渐放开了对非公经济融资的各种不合理限制。
第七，全方位向非公有经济放开投资领域，形成公平而有序的充分竞争性投资体制。
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就是以效率配置资源，任何高效的资源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投资经营范围，在竞争中求得发展。
但是我们过去却是按照是否是非公有经济来确定投资经营范围，规定有些领域只能由公有经济来投资经营，而不允许非公有经济投资经营，因而严重阻碍了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应该充分放开所有投资经营领域，允许非公有经济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应该说，这是我们在非公有经济理论与实践上的又一个重大突破，对于非公有经济及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大家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初非公有经济的投资经营范围只局限于拾遗补缺的领域内，例如我们只允许经营小商小贩和小餐饮等经营活动，后来慢慢放开了一些竞争性领域，例如放开了一些加工制造业，但是对于所谓涉及国计民生的领域，仍然限制非公有经济的介入。
十六大之后，我们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开始全方位地向非公有经济放开所有竞争性行业，而且对于垄断性行业，也开始向非公有经济逐步开放，从而使市场逐渐发挥了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如上所述，决定资源流向的准则，不是资源的性质，而应该是资源的效率，因而只要非公有经济具有效率，就可以向任何领域投资。
实际上，对非公有经济限定投资经营范围，不仅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和国民待遇的世贸组织原则，而且也是我们并没有完全抛弃姓社姓资的极左思想的重要表现。
我们必须全面放开非公有经济的投资经营范围，使非公有经济可以合法地从事任何经营项目。
行政性垄断必然导致活力下降，按照经济成分性质规定投资经营范围，是最大的行政性垄断，其结果必然是既造成腐败，又导致经济效益低下，因而只有彻底放开非公有经济的投资经营范围，才能使所有经济主体都只有通过技术创新及管理创新而获得利益，从而使所有经济主体在创新中推动国民经济高效率发展。
第八，承认非公有经济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实现非公有经济与公有经济政治上的平等和法律上的平等。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根本上否认非公有经济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应有的法律和社会政治地位。
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中，我们虽然逐渐强调要发挥非公有经济的作用，但对非公有经济的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法律及社会政治地位并未清晰地加以界定，并未公开承认他们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者，似乎他们只能有经济地位而不能拥有完整的社会政治地位。
例如，即使是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也同样不能加入共产党，因为他们是有产者。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这方面进行了伟大的创新，明确指出财产的拥有量并不决定人的政治觉悟和思想品德，关键是要看财产是如何获得的和如何使用的，因而非公有经济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者，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也可以加入共产党。
可以说，党的十六大报告真正使非公有经济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获得了完整的法律和社会政治地位。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个人所拥有的财产数量作为判断一个人的政治觉悟和思想品德的标准，似乎只有无产者才拥有政治觉悟和高尚的思想品德，甚至得出了“穷则光荣，越穷越光荣”
的极左教条；传统理论把斗争富人和防止人们富有的阶级斗争作为社会活动的中心内容和一切活动的“纲”
，因而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灾难。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深刻地总结这一教训的基础上，彻底抛弃了这套极左理论，不再把财富的拥有量作为评价人的政治觉悟和思想品德的标准，而是强调把人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作为评价人的政治觉悟和思想品德的标准，提出了“对社会经济发展有贡献的所有人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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