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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更多地注重自身的投资，却不太重视对生产性投资的启动，例如，2009年对企业减税的数量只有区区1200亿，而自身直接投资的数额却一出手就是4万亿。
这种一热一冷的现象，值得人们思考，最起码说明我们的体制还不是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机制，而是在反危机中强化了政府的集权，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我们不能因为反危机而弱化新体制的功能，而使传统体制得以复归。
2.应该重视改革的深化
中国为什么在近十年来基本上是一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而不是一个内需拉动型经济？直接原因是国内市场需求不足，不得不借用外需，而深层原因则是因为收入分配体制有问题，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倾向加剧，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耐用消费品市场启动不起来，内需增长乏力。
因此，我国实现经济转型即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拉动型的关键，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从启动内需的角度来讲，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解决社会中下阶层收入增长过于缓慢的问题。
为此，我们应该加大对再分配过程的调整，使财富的分配能向社会中下阶层倾斜，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有两条，一是为社会中下阶层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二是为社会中下阶层减免税收。
但这样一来，肯定会使公共财政的压力加大，钱从哪里来？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加大对收入过高者的征税，一个是反腐败和反垄断。
当然，我们对于再分配过程的调整，不能损害效率，尤其是不能仇富，要尊重富有阶层的人权和财产权。
从这点上讲，我们要保证人们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起来的财富的安全，否则，会引发社会的动**。
最近我们为了启动内需，大幅度调整货币政策，例如，2009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要达到17%左右，这种调整必然会加大对现有财富的货币税，尤其是会加大对货币形式的财富的货币税，例如存款者的存款都会受到贬值的压力，这实际上是不利于内需启动的。
货币税对富有者来讲，压力并不大，但对社会中下阶层来讲，压力则很大，因为他们辛辛苦苦积累的那么一点货币将会贬值。
我国的社会中下阶层实际上是最不能享受社会保障制度好处的阶层，他们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那么一点点银行存款，实际上是要进行有限的自我保障的，而货币税则使他们的这一点点存款要贬值，因而他们会产生恐慌心理。
因此，在货币政策的使用上，最好不要使用存款利率过度下降的办法，贷款利率可以下调。
存款利率不下调而贷款利率下调，当然会使商业银行利润受损，如何保障商业银行的利益？我认为国家应该对存款利率进行贴息，即存款利率不下调所带来的商业银行利益损失，由国家来承担，这对启动内需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
我认为，国家与其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还不如对银行进行贴息，让银行在不下调存款利率的条件下，以更低的资金成本将货币贷给投资者与消费者，从而启动投资与消费。
最近银行不断降息，但投资者与消费者似乎对此都无动于衷，原因何在？原因是：对企业来说，因为没有市场，当然就不敢投资，投资欲望下降不仅仅是因为资金成本高，而且是因为产品没有市场需求，没有市场需求，当然就不敢投资；对银行来说，因为害怕企业由于没有市场需求而出现投资亏损，所以“惜贷”
，不敢给企业贷款；对消费者来说，因为害怕经济衰退，更没有信心消费，即使信贷性消费的资金成本再低，他们也不敢消费。
由此可见，关键是要启动市场需求，而不仅仅只是降低消费与投资成本的问题。
因此，话题最终还必须回到启动市场需求的问题上来，而市场需求的启动，又不能不讨论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我国目前内需严重乏力的事实，充分反映了我国收入分配体制的弊端，其最大的弊端是没有在再分配过程中消除过大的两极分化，尤其是没有保障社会中下阶层收入的有效增长，从而使市场需求丧失了应有的支撑力。
因此，我们应该加大对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尤其是要在再分配过程中加大对收入分配活动的调整，能使收入分配有利于调节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的关系，有利于低收入者收入的增加。
作者说明
本文仍然是探讨保增长问题，对于保增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做了预期和分析，实践证明这些警示和分析是对的，对实践有指导意义。
本文对于我国2008年这次宏观危机的原因做了深入分析，指出不能把这次危机都看作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而引起的，这次危机的形成有我国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
我们必须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形成危机的基础。
本文发表于《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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