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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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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于中国社会教育社的研究比较薄弱，近些年来才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
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唐孝纯、王雷、曹天忠、赵倩等人的作品，笔者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尚没有发现专题研究的专著出版。
俞庆棠作为中国社会教育社的主要发起者之一、常务理事、总干事，唐孝纯《人民教育家俞庆棠》一书中，第六章的标题为“倡议建立中国社会教育社”
，唐孝纯从俞庆棠作为倡议者的角度，对该社创建历史背景、建立、历届年会情况、两个附设的实验区（河南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广东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进行简要历史梳理。
唐孝纯作为俞庆棠长女，在中国社会教育社创设期间，时年十岁左右，对母亲忙于社务有深刻印象，“常常看到母亲坐在书桌前，面前摆开笔砚信纸，认真写许多信，那时她常想，‘妈妈好不容易下班回来，还有那么多老是写不完的信要写’，此情此景至今还清楚记得。
在那些信中，有很多事和创建中国社会教育社有关的”
[3]。
之后的历届年会，特别是第三届、第四届，加入不少俞庆棠当时纠结的心路历程，读起来很生动。
该书更大意义上是人物回忆传记，不属于严格意义的学术著作，但因唐孝纯亲历性的具体参与，而体现出一种“历史在场”
的感觉。
王雷以博士论文《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研究》为基础，先后出版了一系列社会教育专著，其中尤以《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为代表，书中第五章第四节为“中国社会教育社”
，从缘起·沿革、组织·社员、学术研究和实验工作四个方面，对该社进行提纲性梳理，并开创性地对社教社组织和社员特点做出总结：（1）在组织系统上，以北洋政府时期的通俗教育研究会“认定”
和“指派”
官方人员为对照，认为社教社是一个由私人结合而成的社会教育学术团体，不具有官方意志，仅是民间行为；（2）从组织结构构成来看，再次援引通俗教育研究会分股成例，认定社教社不具有行政成分，简单的行政机构体现了学术组织的基本特点；（3）从理事会成员看，主要成员基本没有大的变动，而主要成员的来源体现了广泛性和专业性；（4）从出席年会社员人数以及社员增幅等数字，得出该社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号召力，并据此推论出当时研究和从事社会教育的人“是比较多的”
。
[4]由于该书仅仅以年会报告和一些江苏省立学院毕业生回忆为来源，其结论一定程度上失于偏颇。
如组织系统，作者仅看到社教社不像通俗教育研究会那样由教育部指派会员，就将之归为不具有官方意志，实际上，如若没有主要倡议人俞庆棠（时任中央大学区扩充教育处处长）、钮永建（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等行政地位，单单征召到足够有分量的发起人就绝非易事，更遑论社务进展，社教社的最大特色是“政教合一”
，极力吸收各种社会教育行政官员入社，该社通过理事会理事遴选[5]，来实现社会教育界与政界、其他主要教育社团的大联合。
南开大学张伯苓在复中国社会教育社临时筹备委员会会函中，称“诸公对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备极热心，钦佩无拟。
嘱列贱名于发起，极所欣愿，敬当如命。
惟参加会议一节，恐因冗未克前往也”
[6]；再者，中国社教社并非如作者所言“民间团体”
没有门槛自愿加入，社员入会需要两名理事对其资格进行审核，如中国社教社理事会1933年6月就专函张伯苓，请其对徐轶民等30余人进行审核，方才承认其新社员身份。
[7]再如组织结构构成：完善的组织架构是任何一个团体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组织架构的完善程度是衡量一个学术团体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该社组织机构由社员年会、理事会（包括常务理事、总干事、理事、候补理事）和事务所组成，年会期间设有主席团、轮值主席、审查会和各种特设委员会（如学制系统整理委员会等），绝非如作者所言“简单的组织机构”
，单从是否分股、设部，是否设置复杂来判断社教社不具有行政成分、体现学术组织基本特点，有失武断。
第三，作者列举出俞庆棠、梁漱溟、雷沛鸿、陈礼江、高阳、李蒸、傅葆琛、马宗荣等为主要成员，还拉出孟宪承、舒新城、黄炎培等“社会上较有影响的教育家”
，来力证“表明了社会教育社主要成员的这种广泛性和专业性”
。
从当时影响看，马宗荣虽有大量社会教育成果问世，但因其理论来源于日本，在当时社会环境下，马宗荣在社教社绝非主干人物[8]；与孟宪承和舒新城、黄炎培相比，尚称不上“社会上较有影响的教育家”
；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核心人物黄炎培作为中国社教社的候补理事，该社第一至第四届年会报告记录及《社友通讯》，未发现黄炎培参加年会的史料支撑（仅委托俞庆棠代其出席第10次理事会议）。
实际上，“古人本有生命与知觉，但因时空隔绝已多，治史者必须设想自己身临其境，历经其事，思其所思，然后始能与其形成对话、沟通、理解”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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