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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国内政学两界的联络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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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教育社与乡村建设学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儿童教育社等主要学术社团的核心人物，为“使机关与团体彼此间能够密切相联络”
，积极寻求“共同的蕲向与共同的工作”
。
[131]中国社会教育社作为“全国社教之枢纽”
，尽可能吸引更多地域、不同主张、不同派别的社员加入，将乡村建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教育改进社等团体的核心人物囊括进来。
该社通过理事会理事的遴选，实现社会教育界与政界、其他教育团体的大联盟。
以该社1934年第三届理事会组成为例：
表1-15社教社第三届理事会一览表（1934）[132]
续表
由表1-15可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的理事会成员包括大学（包括社会教育师资专门学校和普通大学）教师、教育行政人员、民众教育馆馆长以及国内知名学术团体的负责人，比如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就是以中国社会教育社的“常务理事”
身份，“跨界”
成为社会教育家群体中的重要一员。
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张炯、中华书局编译所所长舒新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董事黄炎培、办事处主任江问渔、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邰爽秋等出现在该社的“候补理事”
名单之中，鉴于1934年年会在山东济南召开，山东省教育厅主任秘书孔令粲亦被列入候补理事之列。
就理事来源来看，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专家学者居核心地位，这和该院作为主要发起人有直接关系，加上其为国内第一所专门社会教育师资培养机构，毕业生多就职于社会教育界，它在社会教育领域影响日益增大，3名常务理事中有2位出自该院，且俞庆棠兼任总干事，除表中现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理事及候补理事外，孟宪承、雷沛鸿、傅葆琛、李蒸、刘季洪、马宗荣等人均先后受聘就教于该院。
在社务活动及年会中，该院亦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
梁漱溟为乡村建设派（村治派）的核心人物，但其在杂志上发表数量众多的社会教育论文，将乡村建设理念融汇到社会教育理念中来，而且积极主动参与年会与相关事务，在社会教育界，梁漱溟的影响剧增，尤以第二届年会为突出，梁漱溟在会前即拟定《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和《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两案，前者为大会的主题讲演，后者则为大会的中心提案之一，“所花精神特多”
[133]。
梁漱溟的热情，社教社自然如获至宝，1933年8月27日，第二届年会后召开的理事会第六次会议，梁漱溟当选常务理事[134]，之后连续多年当选常务理事即为明证，他出席的第二届、第四届年会均被理事会委以主席重任。
图1-6社教社第四届年会主席梁漱溟发言（1936）[135]
平民教育促进会中的核心人物，如晏阳初、汤茂如、陈筑山、瞿菊农等人，在中国社教社成立之前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接触颇多，1927年，晏阳初在《平民教育的真义》一文中曾明确认定平民教育即民众教育、全民教育。
次年初，俞庆棠为创设民众教育学校，广邀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来苏参加“民众教育讨论会”
，晏阳初、汤茂如、陈筑山欣然前往，晏阳初还做了主题讲演。
3月，在平教会的帮助下，中央大学区民众学校设立，俞庆棠兼任校长，特聘请汤茂如担任教务主任，因俞庆棠时任扩充处处长，无暇学校校务管理，汤茂如召集不少平教会社员前来助阵，却不想半年后平教会奉命全体撤回。
“由于内部的原因，平教会办了半年，在不很愉快的空气中又退出了”
[136]，之后，平教会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依然保持密切联系，如高践四曾派甘豫源、秦柳芳、周耀平到定县访问学习，晏阳初、瞿菊农也曾应邀到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讲学。
但很蹊跷的是，社教社成立后，平教会态度却淡漠很多。
尽管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第三、第五届年会筹备组皆邀请晏阳初，或作学术讲演，或作主题发言，但晏阳初均以各种借口婉拒[137]。
战后复员之际，晏阳初接到社教社第五届年会筹备委员会出席邀约，仅给予公文式样客套话回复：“国家复员建设，急待朝野并力推进，社教工作尤为切要”
，并请年会筹备处将“各项讨论决议，并祈于会后详予告知”
。
[138]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核心成员虽没有积极出席中国社会教育社年会，但依然被社教社视为倚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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