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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6月，各学术团体推定17名代表组成“第七届世界教育会议中国代表团”
[169]，哥大出身的胡适为团长，程其保为秘书，刘湛恩为干事长（三人均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社教社社员雷宾南为成员之一。
尽管最终因日方筹备委员会允许“伪满洲国代表参加”
取消行程，但由此七个教育团体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却保留下来，并在抗战全面爆发后随迁重庆，并邀集中华图书馆协会等五团体参加，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通过发行《建国教育》刊物、举办学术讲演、举行联合年会等活动，成为抗战期间各学术团体保留火种的“诺亚方舟”
。
特别是抗战期间前后举行的四届联合年会，赢得各学术团体的高度评价。
如1938年11月在成都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年会，大会以“抗战建国中之各种教育设施问题”
为中心议题，共同商议各种教育问题的战时应对措施。
在战火纷飞中，全国教育界代表围坐一起，“无论从团结意义上讲，抑或从学术沟通上说，均为空前的盛会”
，彰显了“教育学术界共谋教育力量助成抗战建国伟业的意义”
。
[170]综之，社教社通过积极加强与国内外学术团体联络、沟通，在为自身社团发展寻求助力的同时，宣传了自己，扩大了影响，并从而影响了一部分人士对社会教育的看法，为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营造了良性的舆论环境，并寻求了“同声相应”
的助力。
[1]郑成林、路中康：《社群、社团史研究与近代中国社会重构：“近代中国社会群体与社会变迁”
学术研讨会述评》，载《近代史学刊》，第5辑，2009。
[2]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23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2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
[4]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22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5]《江苏巡抚陈夔龙奏报纸电讯集会演说以范围于法律之内折》，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1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6]《宪政编查馆、民政部会奏结社集会律折》，载《政治官报》，第135号，1908。
[7]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27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8]韩延龙、苏亦工：《中国近代警察史》上，3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9]《大学院公报》，第1年1期，1928。
[10]《教育行政机关管理学术团体办法》，载《浙江民政月刊》，第26期，1930。
[11]《教育部关于各学术团体应呈请备案的训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文化（一、二）》，72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2]第一个层面是从传统士大夫中蜕变而成的近代士绅知识分子，以张謇、梁启超、张元济、熊希龄、江谦、唐文治、袁希涛、沈恩孚为代表，有科举功名出身，有深厚的中学根基，对新学不排斥，多数清末曾担任过显赫职务，他们以自身影响力保护和推进新式教育的发展；第二个层面是清末民初的归国留学生（游历海外），包括留日、欧美等，以蔡元培、蒋维乔、黄炎培、陈宝泉、张伯苓、郭秉文、胡适、陶行知、陈鹤琴、蒋梦麟、晏阳初等为代表，用与传统士大夫迥异的知识结构与价值理念，投身教育改革浪潮；第三个层面是在国内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青年。
见王炳照、阎国华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六卷，438～44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13]罗福惠：《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322～323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4]《全美最古老之华人社团》，载《华侨时报》（香港），1989-09-15。
[15]孙广勇：《社会变迁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191页，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
[16]朱有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252～25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17]笔者整理于江苏省教育会：《江苏省教育会历年会务简明报告表》，自刊，1926。
[18]刘正伟：《巡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33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9]尽管按照《章程》规定，会员代表大会（常会）是该会的最高权力及决策事务的机构，但每年只召开一次且需参加人数达到会员的三分之二才算符合程序，远远不如每月召开一次、10人参加即可的评议员会方便、便捷。
[20]陆尔奎：《论教育会之性质》，载《教育杂志》，第1卷9期，1909。
[21]笔者整理自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10卷（中国近现代教育史），439～45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张宪文、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词典》，26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22]《大会概况》，见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23]《中国社会教育社成立志盛》，载《教育与民众》，第3卷4期，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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