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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变这种劣势，“只要政府下最大的决心，严厉督促，各方全力动员，实在可以雷厉风行的放胆做去，没有什么困难”
。
[171]钟氏坚信政府的政治力量对失学民众识字的推动作用。
1937年8月，教育部颁发《各省市失学民众强迫入学暂行办法》，“施行强迫入学办法地方的失学民众，除已核准缓学免学者外，应一律入当地所办的各种民众学校”
，并对入学民众无故缺课或中途辍学者劝导督促，不遵从者，处以和不入学者同样的惩处[172]明显可见该实验的精神精髓。
洛阳实验区基础教育普及制度，强迫征学制、导生传习制两种教育方法，“若依本实验区所得，将三种对象的教育，均确定为基础教育，于是一村中有一个单级小学的，就可变成一个基础学校，利用原有一所教室，一套教具，一个教师，就可指导全村儿童、青年和成年来求学，这是多么自然、便利而又经济的办法！
所以实行强迫征学制，就必须采三部合办的基础学校的编制”
。
[173]虽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其作为一种“新质因素”
，各地纷纷效仿推行，如江西省中山民众学校、河南省乡村民众学校，江苏省中心民众学校等试行推广，均采用纳儿童、青年、成人于一体，“俨然形成一种基础教育之新运动”
，其主张精神与组织实施的实验所得，终为国民政府新县制下国民学校制度所吸收，为世人瞩目。
在政府及社会精英的倡导下，洛阳实验区、花县实验区的基础学校作为“培养国民道德、训练地方自治，增进生产知能及激发民众意志”
的地方文化中心，以新的面目传承着“教化以学校为本”
的社会传统，不仅“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体现于训育课程中，还联络原乡村社会的保甲长、自然领袖等乡土社会中的士绅，共同推动基础学校事业实验，体现了“乡邑沾化”
的价值取向。
社教社候补理事马宗荣认为：“关于训育的标准，我们以为应就中国民众所有的缺点和今后所应加以改建的处所，加以留意，中国民众现在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守纪律，无公共道德，无整洁的习惯，无团体合作的精神和社会交际的礼貌”
，认为社会教育的训育标准应遵循“勤劳、纪律、整洁、友爱、公德、忠实”
六大纲目。
[174]洛阳实验区乡村民众基础学校的儿童部，“明礼仪、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守时间、爱清洁”
成为训育课程的载体，分为整洁活动、个人整洁检查、精神陶冶、新闻报告、个别阅读和纪律训练六个环节，“这种训练，完全纳之于他们逐日活动表中，以他们的组织，来运用这种力量”
[175]，将训育目标潜移默化到他们的日常习惯中。
与新式学校高悬“闲人免进”
的牌子不同，实验区学校事业实验以免收学费、赠送课本文具、增进生产技能、代写书信、附设阅览室、附办临时幼稚园等举措，洛阳实验区还有强迫的征学制和灵活的导生制，热情招徕各个层次、不同性别的乡村民众前来。
花县实验区的青年学校毕业后，实验区继续负指导之责，并组织他们成立同学会，组织青年团。
学员毕业时，实验区不惜花费有限的办学经费，举行规模盛大的毕业典礼并合影留念，借助种种仪式感，希望通过各种训练班培养的学员，能“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成为改造乡村社会的中坚分子，成为乡村社会新的组织力量。
如洛阳实验区师资训练班组长毕业同学会，“该班毕业同学为联络感情研究民教起见，组有毕业同学会，该会组织分文书、事务、研究、实验四股，将来各校事业发展，均以同学会为活动中心”
。
[176]通过合办实验区事业实验，社教社与地方政府、省教育行政机关，以基础教育普及学校为“榫卯”
，在学制外的、不大容易引起社会强烈反应的社会教育领域悄然实现了教育近代化发展过程中“移植”
与“传统”
的相互妥协，悄然嫁接，并共同主导了近代社会教育的发展路径。
正是因为有了以洛阳实验区、花县实验区“教化以学校为本”
的事业实验，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国民政府在强力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兼办社会教育”
的举措时，显得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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