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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也是一位喜欢闹腾的电影人,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里,经常参加学生游行,与法国军警搞对抗。
还联合弗朗索瓦·特吕弗、克劳德·夏布洛尔、让·雷诺瓦、罗曼·波兰斯基等大导演在坎城电影节现场搞破坏,成功阻止那届电影节举办。
见这么一位大佬在,李茂森和巩丽也上前打招呼,还叫赵小丁在旁边拍照留念。
前面於佩尔几个打招呼时非常顺利,只是见到李茂森时,戈达尔导演很不客气地说不想跟他聊天。
说看过他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秋菊》,认为他在电影上很有天赋,但不具备反叛精神,
更不敢打破规则,在电影创作时小心翼翼,两人不是一路人,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李茂森也只能耸耸肩膀走开。
“李,你別生气,戈达尔导演的性格很古怪,对待观念不同的人,即使特吕弗导演也会遭到他的白眼和馒骂。”
於佩尔笑道。
“没有生气,只是有点遗憾,我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他。”
他本来也是个独立电影导演,受到戈达尔和特吕弗等新浪潮电影导演影响比较大,属於隔代弟子,现在见到正主,自然也想聊聊。
但戈达尔导演在看过《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后,断定他是个循规蹈矩的导演,不想跟他聊,他也不能勉强。
“李导演,戈达尔导演说你是一个缺乏反叛精神的人,你是否认可这一点?”
在卡座坐下后,吕克·贝松率先向他发问。
李茂森点了杯咖啡,笑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在八十年代以前,华夏电影主要是传统的样板戏,与好莱坞的商业电影差不多,一个赚钱,一个宣传意识形態,从八十年代开始,华夏主流电影风格才渐渐发生转变,开始学习欧美电影,但受到样板戏的影响,很多导演都无法成功转型。
在这个时期华夏电影分成两种,一种是守旧派,一种是革新派,而我则是革新派目前表现最为突出的导演之一,也因为如此,在《一个都不能少》《秋菊》上映后,守旧派电影人常常在报纸上指责我的电影太过前卫,背叛传统电影,是一个叛徒。
现在戈达尔导演又批评我不具有反叛精神。
面对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指责,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具有反叛精神,贝松导演,你有答案吗?”
“这个话题很有趣,你们继续聊。”
《电影手册》编辑史蒂芬·德洛姆拿出一个笔记本放在桌子上。
《美得过火》导演贝特朗·布里叶赞同地点点头。
吕克·贝松皱了皱眉,看到於佩尔和阿佳妮、巩丽三位美女人在,他本想给这个比自己还年轻的导演找点麻烦,却没料到这人反驳来得这么快这么犀利。
“好吧,相对於华夏电影来说,你的电影足够新颖,也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但对於法国电影来说,你的电影过於保守,过於体制化,也不具备打破规则束缚的勇气,也许你在下一部电影里可以表现更大胆一些。”
“我会的,但不会是下一部电影,有一句话说,比別人快一步是天才,比別人快两步就是疯子。
天才会受到欢迎,而疯子只会被孤立。
相比较来说,我更希望是第一种。”
李茂森耸耸肩膀笑道。
“我赞成李导演的观点。”
贝特朗·布里叶导演抽著烟说,“电影作为一种思想和文化载体,引起的共鸣越多,我们当导演的自然也更满足,相比较来说,天才导演的作品比疯子更容易受到观眾的欢迎。”
“是的。”
李茂森看了眼戈达尔导演的位置,意外发现谢导正跟他坐一起聊天,两位大师级导演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中间的法语翻译满脸通红,应该正在为怎么翻译两人的话感到烦恼。
他轻轻一笑,说,“我认为特吕弗导演和戈达尔导演是这两种类型导演的代表,特吕弗导演的电影更受市场和观眾的欢迎,包括《日以继夜》《阿黛尔·雨果的故事》《最后一班地铁》等,叫好又叫座,而戈达尔导演的电影作品越到后期越叫人难以理解,称他为电影上的疯子毫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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