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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才不要便宜你这个狼。”
巩丽指了指他笑道。
“色狼？你说的是谁？”
李茂森哈哈一笑，搂住巩丽吻了几口，又被她气呼呼地推开。
“李导，麻烦你过来看看，这样安排行吗？”
副导演金平过来问道。
“我马上来。”
李茂森放下报纸出去查看片场布置。
巩丽也离开办公室，跟著京剧老师学一些戏曲上的知识。
《大红灯笼高高掛》上映第二周，发行拷贝数量增长到544个，观影人次顺利突破1000万。
不过隨著电影热映，报纸上也出现一些负面评论。
有人指出李茂森前两部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內容都积极健康，具有现实意义而这部《大红灯笼高高掛》內容比较负面，讲的是传统封建婚姻制度对人性的摧残。
很多人批评李茂森，不该用电影揭露华夏传统文化里不好的一面，也不该用这种方式討好国外观眾。
著名影评人王乃文在《生活周刊》上发文称他被资本主义腐蚀，现在拍电影只向钱看，为了赚钱不顾电影的负面影响，拍出一部丑陋的电影给外国人看。
王乃文还劝他回头是岸，继续拍摄《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这种有水平有艺术性，也有积极意义的电影。
对此，李茂森在接受《大眾电影》杂誌主编蔡世勇的访问专门做出回应。
“李导，在《大红灯笼高高掛》上映后，受到无数好评和称讚，不过最近也有几位影评人指责你不该在电影里暴露出国家传统文化不堪的一面，认为这有损国家形象，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霸王別姬》片场办公室里，蔡主编打开採访本开始正式访问。
李茂森喝了口茶说，“先说说我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去年二三月份我拍完《秋菊打官司》回来，厂里发出通知，建议导演们根据《婚姻法》最新修订条例进行创作，修订条例主要內容包括明確禁止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换婚重婚等问题，重申婚姻自由。”
“所以你改编了这部电影？”
蔡主编问道。
李茂森说，“我先写了一个剧本，是一部新现实主义风格的剧本，讲的是拐卖妇女和买卖婚姻的问题，只是我接连拍过两部新现实主义电影，出现审美疲劳等问题，准备换一种类型的电影拍摄，所以我放弃了原先的剧本，选择改编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也就是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掛》。
我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是批判传统封建婚姻制度，而我们都知道在射箭之前要先立好靶子，在批判一个种不恰当的婚姻制度之前，需要先把它不好的一面揭露出来。
如果不设立靶子，不去揭露坏的一面，我们的批判就无法进行，也无法展示出我们推崇的制度优越的一面。
所以在电影里揭露封建婚姻制度丑陋之处十分必要。
“
“我明白，也能理解。”
蔡主编做好笔记继续问道，“李导，近些年国內有多部电影在海外上映，包括你的几部电影，还有张怡谋导演，陈愷格导演、田状状导演等，有很多影评人指出，这些电影里存在宣传国家不好的一面，认为导演们不爱国，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些评论，怎么看到这个问题？”
李茂森点点头，“从《一个都不能少》起就看到过，因为影片里的农村太过贫穷，学校太过破旧，还有《秋菊打官司》里农村太过贫穷，村民们形象大都不好，许多影评人看过之后认为这样拍不好，会把我们自身的缺点暴露给外国人，然后开始批评我们不爱国，卖国贼之类。”
“是的，我也看到过，你怎么看待这些看法？”
蔡主编问道。
李茂森摊手说，“我一般不会把这些评论当回事，一方面是说这些话的人大都不是普通观眾，如果是普通观眾批评我们，我们会虚心接受，但普通群眾一般不具备发声的条件，所以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而在媒体上具备发声能力的人，我们圈里习惯称他们为公知，即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素质，喜欢经常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公开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
这类人有一个特点，喜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通过批判他人来提高自身的虚名，也喜欢利用舆论来达到自身的目的，譬如成为名人，成为意见领袖，收取好处费等。
这群人经常用有辱国体的罪名来批评现实主义电影，因为爱国是最高的道德，只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评他人，就会得到广大群眾的支持，就会获得舆论上的优势，而被批评对象很难反驳回去。”
“你的意思是影评人批评你们的电影，主要目的是利用这种方式出名，获得更多关注？”
蔡主编问道。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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