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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下班回家仍然需要保持一种“随叫随到”
的应急状态，随时有可能因为学生的突发事件而返校处理。
这正是社会学者爱玛·贝尔和阿兰·塔克曼所描绘的工人所处的“保持电话畅通”
的“召之即来”
的工作状态。
“通过用电话这种关键性装置取代钟表，使公共时间和私人时间之间的刚性界限被侵蚀了。”
[3]“电话使得管理者能够克服工作和非工作之间的某种空间界限，以便更有效地延长并控制其雇员的时间。”
[4]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即使在家庭这一私人空间中，仍然面临着随时被侵扰的可能，无边界的工作时间造成教师身心的焦虑和疲惫。
与此同时，学校会利用刷卡机、刷脸机、摄像头等装置以及随时的岗位抽查等监管方式，加强对教师在校时间的控制。
管理者对教师的监督越来越细密，基于时间的内在对立在这样一种监督和被监督的不信任关系中被真实建立，弥散在时间中的是一种与教育、教师职业的自由属性极不相符的精神氛围。
在这种时间管理方式下，教师内心的自我尊严感受到侵犯和伤害，自我因为时间上的不自由而产生“无形的牢笼感”
。
与此同时，节假日的补课、寒暑假不得不参加的培训等，使得本令人羡慕的假期形同虚设。
我的时间在哪儿？我的生活在哪儿？我在哪儿？对自我存在的客观条件的追问，意味着自我认同的危机状态。
因为缺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失去对自我时间的自由支配权利，教师的自我失去了最基本的支撑点。
人类主体自我的绽放需要时间的滋养，缺失时间的自我，会面临枯萎。
教师属于高付出职业，教师的自我认同比一般职业更加依赖时间，因为教师需要用丰裕的心灵投入教育过程之中，创造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而心灵的丰裕无疑更加需要自由的时间。
因此，强行侵占教师时间，剥夺其对时间的自由支配权，无疑会对其自我认同造成釜底抽薪的伤害。
“无我”
的时间描述的是在时间的质上，或者时间的内容层面上主体意义的缺失。
具体表现为两种现实状态：一种是客观上，“时间被填满却没有被充实”
，教师的时间被行政性事务所占据，自己无法安排和管理时间，从而形成一种主体丧失的状态；一种是主观上，教师虽然有大量空闲时间，却因缺乏自主利用和管理的动机和能力而“混时间”
，导致时间主体意义的匮乏。
这里包含两种不同的时间状态，即“被迫浪费的时间”
和“被自己浪费的时间”
，前者是由外在客观因素而失去的时间，后者则是因为主体自我因素而丧失的时间。
在前一种状态中，各种会议、检查、选拔和评比以及活动和展示充斥于教师的职业生活，教师在无穷无尽的“应付”
时间中，使自己的职业沦为佐藤学所谓“空幻的杂物”
，自己认为最有教育价值、对孩子们最有意义的事情却没有时间做，自己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做的却是形式主义的事情，做完之后的感觉是累并空虚。
在后一种状态中，教师以一种沉沦、倦怠、散漫的状态在侃大山、淘宝、绣十字绣，缺乏积极主动的工作状态，以“混日子”
的方式任由时间流逝。
这两种状态的共同之处在于面对在学校环境中被管理者规约下的工作时间，教师的自我却处于被动甚至缺席的状态。
无论何种原因失去，结果却是一样的，教师的自我在时间之流中被侵蚀，因为失去自我而最终失去了宝贵的时间，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作为教师的生命高度和生命质感。
“稀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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