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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设教育专修科，以学习德国教育理论为主，聘请德国人为教员。
在引进西方教育理论的同时，中国学者开始自己编著教育理论著作，如王国维编写的《教育学》。
1920年，北师大建立教育研究科，专攻教育理论，毕业时授予教育学士学位。
教育研究科开设24门课程，如哲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教授法原理、生物学、社会学、教育卫生、教育统计、教育行政、心理测量等。
主讲教师都是著名大师，如胡適讲哲学，蔡元培讲美学，陈大齐讲心理学，杨荫庆讲教育史，陶履恭讲社会学，王文培讲教育学，邓萃英讲教育法。
第一期毕业生中就有康绍言、常道直、薛鸿志、殷祖英等，从此有了我国的教育理论专家，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
1919年至1921年杜威来华讲学，曾在北师大教育研究科讲授教育哲学。
学生常道直根据笔记，将其编译为《平民主义与教育》一书，于1921年和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书前有杜威亲笔写的序言。
北师大师生受新文化运动和杜威教育思想影响，成立了平民教育社，出版了《平民教育》杂志，研究宣传及实施平民教育。
1932年，北师大成立教育研究所，由校长李蒸兼任所长，李建勋任主任导师。
教育研究所专门负责教育研究和训练教育专门人才，并编纂各科教材。
1934年7月，教育研究所在教育部要求下停办，但接着就成立了教育研究会，继续开展教育研究工作。
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学校主编的《教育月刊》上，或单独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北师大的教育科学有了蓬勃发展。
当时主要是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1950年开始请苏联专家来校讲学，学校先后聘请了十几位苏联专家来各系讲学，其中教育系就有8位。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办起了大学教师进修班和研究班，后来中国人民大学的班并到北师大。
当代著名教育学家王策三、王逢贤、梁忠义、陈信泰、王道俊等都是研究班的学员，直接聆听专家的讲授。
为了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和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北师大教育系成立了翻译室，大量翻译苏联教育著作。
学校学者积极做辅导性工作，如王焕勋教授写了《教育上的三个概念：教育、教养、教学》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初的北师大教育系成了苏联教育理论的集散地。
文理各系由著名教师开始研究各科教学法，担任教学法的讲授和教材编写工作。
如物理教学法由方嗣、顾正容研究和讲授，数学教学法由魏庚人、钟善基研究和讲授，地理教学法由王均衡研究和讲授，语文教学法由叶苍岑研究和讲授。
他们的研究和教材对后来学科教学论的建设起了奠基的作用。
1956年开始，为了使教育理论更切合我国的实际，北师大教育系开始编写自己的教育学教材。
以王焕勋教授为首，教育学教研室的黄济、胡克英、郭笙、李士奎等共同努力，编出了一部《教育学讲义》，由北京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发行，对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
历史地看，我国当时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和经验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对稳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校教学秩序、建立教育理论体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然，苏联教育学本身有许多不足，这是后来我们逐步认识到的。
1961年2月至8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教育部会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抓紧解决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教材问题。
中央文教小组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决定采取“选”
“编”
“借”
的办法解决教材问题。
4日11日至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会同教育部、文化部召开了文科教材会议，拟定了包括教育学在内的7类专业的教学方案、297种教材的编选计划。
北师大教师积极参加了教材编写工作，朱智贤先生编写的《儿童心理学》就是其中一种。
1964年2月11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决定北京师范大学适当充实教育系外国教育研究的力量，收集、整理、编译外国教育的情报资料，供领导研究参考。
同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际问题研究指导小组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高等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机构的报告》。
北师大成立了外国教育研究室、美国经济研究室、苏联哲学研究室、苏联文学研究室。
1965年，这四个研究室合并为外国问题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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