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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委要逐步建立健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策咨询研究机构、高等学校设置审议机构、学位授予资格审议机构、教育教学评估机构、考试与资格证书机构以及教委直属高等学校咨询委员会等机构，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使它们真正做到为国家教委提供政策建议，促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学校可根据需要，成立有社会各界参与的，对学校发展规划、教育教学改革、运行管理等方面提供咨询、进行审议的机构。”
[22]2010年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再次要求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促进高等学校与社会紧密联系的新机制。
（二）现行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虽然从政策到实践，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调整也基本上告一段落，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政府管理职能不清，高等教育管理存在明显的“越位”
和“缺位”
现象
我国虽然确立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高等教育体制，但只对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做了笼统的划分，许多地方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导致高等教育管理往往会出现权限范围内和权限范围外的角色偏离、主要角色与次要角色偏离等问题，也就是教育行政管理中的“越位”
和“缺位”
现象。
所谓“越位”
，多指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超越了其职责的权限范围，通俗地说，就是“管了不该管的事”
，主要表现在教育行政部门做了许多社会中介机构、学校甚至教师应该做的事情，如高等学校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一考试、国家学位颁发等；所谓“缺位”
，则恰恰相反，是指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尽其应尽的职责，或实施得不到位，也就是说，“该管的没管好”
，主要表现在教育规划、教育预测不够，规章制度不完善，教育宏观监控不力。
“越位”
和“缺位”
现象造成政府精力分散，负担过重，不可避免地影响政府工作的效率，甚至误导政府决策，同时也抑制了学校办学和社会办学的积极性和活力，阻碍了教育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成长。
2.管理观念落后，政府对高等学校的管理方式僵硬
由于长期以来行政机构是把高等学校作为自己的附庸而施加管理的，并没有注意到高等学校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特殊性，因此在管理方式上主要采用行政指令、计划等方式。
最典型的管理手段就是行政性审批，计划体制和集权管理的色彩明显，而通过协商、法律、拨款、评估、信息服务等手段引导和管理高等学校发展的手段不多。
近年来出台的一些“工程”
“项目”
“计划”
，虽然为高等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经费支持，强化了国家急需的学科领域，但同样也强化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集权倾向，以及政府对高等学校的控制，甚至出现了“权力寻租”
现象。
3.高等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难以真正面向社会自主办学
如前文所述，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并对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范围做了规定。
国务院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改革要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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