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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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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指标是我们描述宏观教育事业发展、认识教育事业发展内部结构特征的工具。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之际，推出《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关键数据与国际比较卷》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方面，它让我们有机会再次回忆当年波澜壮阔的“普九”
攻坚，“穷国办大教育”
的众志成城，在一些关键指标上，我们一路向前，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与发达国家“可比”
的国家。
另一方面，这些指标显示，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中国教育事业也面临着艰巨的转型，从规模扩张走向全面的结构调整，当年的社会动员战略和工作方式都需要改变，从可见的大发展、大扩张，走向细致的供给结构调整、供给体制探索和教育需求干预。
站在内涵式发展的关键点上，《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关键数据与国际比较卷》还具有学术意义。
在扩张阶段，教育指标的作用一直是描述发展和增长，于是，在很多人的眼里，指标的作用便是描述规模和结构比例的变化。
事实上，指标的设计是和关键的政策问题结合在一起的。
当教育事业走向内涵式发展道路时，指标的设计理念也要因此发生变化，指标还要能回答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多少资金、多少教师，有多少学龄儿童进入哪一级教育。
但是，指标更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家庭和各级政府分别担负了多少，这样的分担对于家庭的代价感是多少，分布如何？教师的工作时间在教学、辅助工作和学生发展方面的支持分别是多少？在高中和大学越来越普及的时候，没有上高中和大学的是哪些人？年轻人从义务教育到高中和大学的过程，有哪些入学模式？教育指标在分析教育政策和监测教育事业发展方面的功能还远未呈现出来，需要学术界更多地理解教育政策的信息基础的重要意义。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
系列著作，邀请我执笔“关键数据与国际比较卷”
，我欣然接受，非常高兴能够与我的同事、老师们一起，纪念我们生活的这个伟大的时代。
感谢陈红艳老师，在写作的过程中不断给予我信心，不断催促我、鼓励我前行，并一次次容忍我的“落后”
。
没有她的催促，我不可能在本学期繁重的教学工作中，精心对指标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对中国事业发展在国际上的位置，进行系统的梳理。
感谢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在如此复杂的数据和图形中，发现问题，纠正不规范之处，其艰巨程度可想而知，让我对编辑工作心生崇敬之心。
感谢我的同事、朋友和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的参与和支持。
感谢我的老领导李仁和副司长、赵江副司长，是他们把我引入对教育指标的研究和分析中。
感谢我的学生，他们和我一起探索指标以及时间序列的研究。
这本书的出版，是我和我的学生们共同研究的结果。
三峡学院曾娅琴副教授参与了整体策划，阮华、周惠负责教师部分的写作，史杰萍、刘爱丽负责教育资源部分的写作，冯健芳完成了第一部分的写作初稿。
我本人负责全书的通稿，对全书的质量负责。
祝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祝我国的教育事业顺利发展。
曾晓东
2018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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