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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伯恩斯坦的能力五体投地，通过言语，他试图解释语言不可表达的音乐。
他假借音乐以外的各种渠道，从语音（phonology）、语义（semantics）和句法结构（syntax）的不同角度，深入浅出，巨细无遗，揭晓音乐形式之谜。
然而，音乐到底不是我们日常的言语，看着伯恩斯坦用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模式剖析音乐的具体因素成分，暗中不免为他捏把汗水，不是伯恩斯坦有错，而是他太厉害。
就像所有对于传统共识的挑战，都会留给攻击一方借口和破绽。
“诺顿讲座”
从一开始就遭受非议，但是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非议，都排斥了一条关于相对真理的绝对道理：绝对完美的结论从未有过，相对之“真”
不是无懈可击的完美，而是一针见血的错位，是提问和设想（approach）的气场提供的参照因素，给予相对真理露脸的机会，从而能够体验并不具体的直接感知。
“诺顿讲座”
不是一对一的论证逻辑，因为“道”
无法直接道出，是伯恩斯坦精彩的旁敲侧击，在没有给“名”
定名的同时，让我们感觉他的喻义[2]。
伯恩斯坦的“破绽”
也是我的苦处，只是他能千百倍，所以在公众的刻薄之下任人评判。
当我的文字接触声音的时候，最让我不安的是，我对音乐的具体描述，从某种角度违背了我对音乐的原始感知，所有解释的结果都离交流的初衷甚远。
语言说得越是具体明确，离开音乐本身的语意语境越没关系。
我被逼在台上无用功，原来好端端的感应意会相通，结果却是解剖尸体的过程。
只因自己缺乏信心，对音乐的不可交流心切，加上怀疑烟雾弥瘴的“乐感”
之不可靠，尤其西方音乐在中国文化的上下文里。
我是架上的鸭子，不得而已的不自在，但愿今天如此琐碎实际的现世里面，我们文化还剩半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心态和余地。
我喜欢有点距离的听，字里行间的读，不去痛打落水狗，留点余地，放点空气，音乐说话的口气和语态随着我们肌体波动，合着我们的气息呼吸，近得毫无知觉，快得都没通过脑子——如果能够感觉这点细微，那是我不期之期，内心的感激不尽。
[1]1973-1974年，伯恩斯坦在任哈佛大学“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诗学”
（CharlesEliotNortonProfessorofPoetry）讲座教授的时候开设著名的“诺顿讲座”
（ure）。
哈佛大学1925年创立特殊的“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诗学”
系列讲座。
讲座邀请诗人、音乐家、艺术家、建筑师等艺术人才，期限一年，内容以诗歌为引导，触及广泛的艺术领域。
被邀请的有诗人艾略特（T.S.Eliot），卡明斯（E.E.gs），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IgorStravinsky）、欣德米尔特（PaulHih）、科普兰（Aarond）、查维兹（CarlosChavez）、凯奇（JohnCage）、罗森（CharlesRosen）、巴伦博伊姆（DanielBarenboim），艺术家沙皮洛（MeyerSchapiro）、斯泰拉（FrankStella），文艺批评家里德（HerbertRead），小说家艾科（UmbertoEco）等。
[2]伯恩斯坦在“诺顿讲座”
第一讲直截了当地说：我为自己的错误伸张权益……原文：“I’tsaystrohatIclaimtherightst.Itiseveryteacher’sacademicright.Istaaketheriskiasaadoes.”
（我有权益犯错，这是所有教师的学术权利，就像任何理论家和科学家一样，我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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