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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道德准则让他们可以接受赫尔克里斯（Hercules）妻子狄亚妮拉（Dejanira）[7]的过激，甚至朱诺（Juno）[8]妒火中烧的残酷，却不欣赏《苏珊娜》（Susanna）[9]那样牧歌式的乡村粗俗和风趣，更不能接受《赛墨勒》（Semele）[10]这类伦理道德不干不净的希腊神话故事。
19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现状和文化心态更为复杂。
1745年查尔斯·爱德华（CharlesEdward）王子进军大陆，推翻汉诺威（Hanoverian）王朝，1748年的亚琛（Aix-la-Chapelle）条约，使得英国的安全得到彻底保证，最后1763年的巴黎和平协议，确立了大英帝国海内外的绝对统治。
随后，登上世界权力宝座的帝国，对英雄业绩的狂热逐渐消退，理性的时代让位于感性的岁月，国难的史诗为家庭温馨的情趣所代替，清教徒的绝对精神与人文主义的多愁善感纠缠不清，成为当时特有的时代精神。
所有这些时世变迁，都在亨德尔的戏剧音乐里面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亨德尔把意大利歌剧“带入”
英国[11]，却又眼睁睁地看着它在英国穷途末路。
执意音乐戏剧舞台的亨德尔，可以说在歌剧事业上面败得正是时候。
时代正在期待一种新的舞台语言。
人们不能忍受旧时的贵族聚会，聆听那些莫名其妙的意大利腔调口吻。
钱多斯（dos）公爵圈子里面人才济济，著名文人Pope[12]机警过人，是街头智慧在上流社会的代言人。
更不说约翰·盖伊（JohnGay）[13]和约翰·克里斯托夫·佩普施（JohnChristopherPepusch）[14]的讽刺剧《乞丐歌剧》（TheBeggar’sOpera）。
此剧受威廉·霍格思（WilliamHogarth）[15]的影响，集伦敦大街小巷的趣闻和民间传说之大成，妙趣横生的本国语言结合了英国古老的抒情戏剧传统，与严肃的意大利歌剧分庭抗礼，在戏剧界获得巨大成功。
面对新生的社会成分和欣赏趣味的变迁，加上意大利名歌手的要挟以及票房急剧下降的压力，亨德尔并不示弱。
尽管事实上，他被迫放弃意大利歌剧转向英语清唱剧，但对亨德尔来说，形式只是一个可以演变发展的媒体，重要的是在于通过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舞台上的戏剧音乐。
亨德尔清唱剧的音乐语言和三幕戏的结构形式，直接从意大利歌剧模式延续而来。
清唱剧由独白和咏叹调相间，衬之于戏剧化的双重唱，更有合唱一边助威，这样省略了剧情之间的转弯抹角，加强了戏剧进展的速度和张力。
这种音乐戏剧形式非常符合亨德尔开放式的音乐语言和当时的社会环境。
被意大利歌剧的没落逼迫走投无路的亨德尔，实际正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清唱剧并非亨德尔独创，它的根基远在17世纪，影响还是来自意大利。
亨德尔早年在意大利逗留期间曾经写过戏剧清唱剧《复活》（LaResurrezione，作于1708年）。
为了便于区别，亨德尔后来的英国清唱剧被称为英语清唱剧。
英语清唱剧在亨德尔手中变为宏观的巨型壁画，是两度空间的连绵起伏。
与亨德尔的歌剧相比，清唱剧没有那么复杂的剧情，减少了不必要的故事情节和叙述性的独唱部分。
清唱剧更为抽象直接：前景是表达内心世界的咏叹和重唱的交流，背景是群体场面的合唱和第三者的旁观，情节只是达到戏剧**必不可少的衔接。
戏剧故事之间的空缺由观众自己想象。
这种相对抽象的戏剧结构接近现代戏剧的观念和东方戏剧的常规和骨架。
清唱剧最为重要的特点是支撑整个戏剧结构的合唱部分，音乐几乎综合了当时所有合唱的语言和可能。
在亨德尔的清唱剧里，合唱队出入自由，是旁观的天上神灵，也是地上具体挣扎的人事。
它以排山倒海之势，却又赋予自己灵活机动的功能，不但包容剧情之中必需的叙述成分，也使戏剧的内涵变得抽象而又意味深沉。
亨德尔的英语清唱剧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清唱剧，戏剧形式也比以往的歌剧更为浓缩。
因为英语在自己语言环境里面要求更为直接的表达，导致戏剧音乐更为简练的结构形式。
尽管英语文化环境造就了亨德尔特殊的音乐和戏剧语言。
有趣的是，以英国为第二故乡的亨德尔，似乎从来没有真正谙熟英国人语言上的精髓。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心，亨德尔一直处在主流的文化边缘，从而得以超越地区文化个别性质的局限。
这种若即若离的主动给予亨德尔一种特别优越的处境和角度。
在必要的时候，亨德尔的音乐常常脱离唱词的束缚自成一体。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亨德尔是个极有意思的范例。
亨德尔的艺术是两个几乎毫无关系的因素交织错落的结果：一方面被具体特定的社会环境制约，另一方面却又保持相对的离异能力，从而能够绕过具体的局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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