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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以《马赛曲》、胡斯教赞美歌、法国新教歌曲和《我们的上帝是坚固的堡垒》等为主题，创作一部里程碑式的“革命”
交响曲，却由于功力不够，没能完成，仅留有部分草稿。
而门德尔松选择了为一项重大的宗教纪念活动创作“应时之作”
而非“革命”
的**之作，从而诞生了这部《宗教改革》交响曲。
1829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宣布将于第二年为纪念奥格斯堡会议300周年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来年6月就将演奏年满21岁的门德尔松于这年12月开始创作的这首当时取名为“庆祝教会革命的交响曲”
的应时之作。
他本来计划在第二年1月份完成这部作品，然后用4个月的时间去旅行，最后于6月25日在柏林举行的庆祝节日上演奏这部交响曲。
然而，糟糕的健康状况让他未能按计划完成，到了3月下旬仍没脱稿。
更倒霉的是门德尔松又从姐姐范妮那里传染上麻疹，写作不得不又拖延了一段时间，直到5月份，这部难产的交响曲才大功告成。
遗憾的是，这部交响曲的运气实在是不佳，庆典活动的组委会方面最后取消了在庆祝日活动上演出它的计划。
所以，直到1832年11月，《宗教改革》交响曲才在德国柏林举行了首演。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宗教改革》交响曲最终未能在柏林庆祝《奥格斯堡信纲》300周年庆典上首演，一直以来猜测不断。
曾有人猜测认为是反犹太主义者在这件事上扮演了某种不光彩的角色。
当时具有犹太血统的门德尔松虽然已经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并受到路德教派的推崇，但在柏林，他仍被认为是一个外乡人和信奉异教的犹太人。
包括老师策尔特在内，门德尔松周围的一些朋友都对他要在庆祝《奥格斯堡信纲》300周年这项极为重要的新教纪念活动上演奏《宗教改革》交响曲表示过担忧。
还有一种猜测说是由于竞争对手的缘故。
据说门德尔松受到了来自如今已被遗忘的二流作曲家爱德华·格尔（AugustEduardGrell，1800—1886）的竞争。
格尔当时在柏林获得了相当的声望与成功，是那个时代德国最知名的对位法大师之一，创作了大量在教堂演唱的复调音乐作品，他的最伟大作品是有16个声部的无伴奏《庄严弥撒》。
大概因为格尔在作曲方面相当保守，因此受到了庆祝活动组委会的青睐。
相比之下，门德尔松冗长的《宗教改革》交响曲显然容易被庆典举办方认为是不合时宜的。
实际上，由于有罗马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加上新教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宗教政治骚乱，当年取消在柏林的庆祝演出并不难理解。
由于没能实现在纪念《奥格斯堡信纲》300周年庆典上演出《宗教改革》交响曲的愿望，失望和烦恼的门德尔松决定去旅游。
从1830年到1832年间，他游历了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和法国巴黎。
1831年12月，门德尔松在巴黎将《宗教改革》交响曲交给巴黎音乐学院管弦乐队排练，但是演奏者们认为这部作品包含了太多的对位，缺少新鲜的旋律，因此拒绝演奏。
1832年初，门德尔松又第二次去了英国伦敦，但没想过在伦敦演出这部交响曲。
夏天，门德尔松回到柏林，重新修改了这部交响曲，终于在同年11月在柏林举行了这部交响曲的首演，但是首演反响不佳。
门德尔松认为《宗教改革》交响曲是一部失败的作品，称其为“一只肥胖的长满了鬃毛的动物”
，“完全不合时宜”
，应该付之一炬，所以首演之后只进行了几场演出，门德尔松就从出版商那里撤回了这部交响曲的乐谱，不再出版，直到他死20多年，这部交响曲才于1868年正式出版，并被广泛上演。
不过，第五《宗教改革》交响曲在今天仍然不及第三《苏格兰》和第四《意大利》交响曲那么受欢迎，它被忽视，也许是因为人们不愿意认真审视一部“应时之作”
。
《宗教改革》交响曲在追寻旧音乐的精神和勇气上，那种把对上帝的虔诚之心与浪漫主义音乐风格完美融合起来的庄严与纯粹，是门德尔松其他交响曲和同时代浪漫主义作曲家的交响曲所少见的。
门德尔松不仅在《宗教改革》交响曲中借用基督教新教的众赞歌，还善于将巴洛克式的复调音乐和古典主义的主调音乐相结合，将声乐形式和器乐形式完美融合。
因此，尽管《宗教改革》交响曲是一首纪念性的节日庆典交响曲，却不失为此类“应时应景之作”
中的佳作。
由于《宗教改革》交响曲在第一乐章中采用了著名的《德累斯顿阿门》的曲调，又在第四乐章采用了马丁·路德著名的众赞歌《我们的上帝是坚固的堡垒》，因而被认为是德国的基督教从天主教向新教演化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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