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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他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执导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景象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
在重庆，他首次见到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通过赠送摄影机的方式，表达了对解放区纪录片事业的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伊文思多次来到中国，执导了很多纪录片作品。
例如，反映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纪录片《早春》，反映北京市民抗议英国武装侵略黎巴嫩并举行示威游行的纪录片《六亿人民的怒吼》，反映“**”
时期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纪录片《愚公移山》等。
1984年，已经86岁高龄的伊文思携夫人玛斯琳·罗丽丹又一次来到中国，执导了他生命中最后一部纪录片《风的故事》。
这部带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影片带给后人很多疑问，因为它的表达方式完全超越了传统纪录片的叙事风格。
罗丽丹后来曾这样说，我们想通过《风的故事》表现故事片和纪录片是一家子，实际上是一样的；我们所说的纪录片并不仅指那些新闻纪录片或专访纪录片，而是真正的探索——一种代表风格的、充满戏剧想象力的真正的探索。
[12]事实上，在今天看来，伊文思创作这部纪录片的冲动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于西方纪录片界的“新纪录片运动”
，影片将真实素材与戏剧性素材相结合，以“风”
为意象，总结了伊文思本人一生的人生追求与观念追求。
伊文思是世界级的纪录片大师，他的纪录片创作活动总是处在时代律动的前沿，始终保持与世界纪录片发展中的主要思潮同步并不断探索创新，他体现在纪录片创作中的求索**与艺术才华，为后来的纪录片创作者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财富。
十、西方新纪录片运动
1993年，美国学者林达·威廉姆斯认真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纪录片创作实践的变化，发表了《没有记忆的镜子——真实、历史与新纪录电影》这篇论文，阐述了当时西方纪录片业界新出现的类型特征，在对生活的表象呈现上，主动采用了类似于“虚构”
的策略，表现并揭示生活中的相对真实与偶然真实，从而更为广泛地展示对生活、对人性的反思与自省。
“这类‘罗生门式的’影片表面看来似乎放弃了对真实的追求，可是对我来说，它们明显引入了一种更新的、更偶然的、相对的、后现代的真实，这是一种远未被放弃的真实，当纪录电影传统渐渐消退的时候，这种真实依然强有力地发挥着作用。”
[13]
1985年，法国导演克劳德·朗兹曼执导的纪录片《浩劫》（又名《证词：犹太人大屠杀》）公映。
这部纪录片放弃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犹太人遭到大屠杀时被偶然拍摄下来的历史影像资料，转而以“口述历史”
的手法将历史事件以现在进行时态呈现出来。
威廉姆斯认为，《浩劫》的成功在于这样一种能力，不仅指出过去的罪行，展现和确定从事种族灭绝活动的机构日常运作过程的真实，同时也加深人们对目前继续存在的许多大屠杀方式的认识。
[14]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还出现了马塞尔·奥菲尔斯拍摄的《终点旅店》、迈克尔·摩尔拍摄的《罗杰和我》、肯·伯恩斯拍摄的《美国内战史》等，最终形成了轰轰烈烈的西方新纪录片运动。
另外一部代表性纪录片作品是美国导演埃罗尔·莫里斯执导的《细细的蓝线》，讲述的是一位名叫伍德的警官被谋杀的故事。
为了讲述这个故事，并调查真正的杀人凶手，莫里斯选择了以“扮演”
来呈现一系列证人、证言的方式。
不同于以往纪录片以扮演来呈现无法拍摄的真实事件过程，这部纪录片所展现的是荒谬的、现场证人记忆中的印象，他力图在揭穿谎言中发现潜藏的事实。
威廉姆斯指出，莫里斯追索真实的步骤总体来说是战略性的。
在莫里斯看来，真实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谎言存在。
从战略上讲，一旦谎言被戳穿，真实就会显露出来。
所以为了追索这种相对的、分等级的和偶然的真实，莫里斯采取的策略就是去发现那些谈话者的罪行，把他们纷纷引入对自己过去的行为的深深思索状态中。
[15]
西方新纪录片运动体现了西方纪录片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一种新的发展动向，它与西方社会由来已久的个人化纪录片创作密切相关，是一股主张探索创新纪录片表现风格的时代潮流，不仅极大地拓宽了纪录片创作选题，还丰富了纪录片创作思想，为后来世界纪录片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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