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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庐州知府,李鸿章家乡的这个“父母官”
,原先不是挺积极地与李鸿章商酌筹办新学堂的事情吗?现在“随机应变”
地急刹车了,可见其人的“圆通”
水平不低。
要说,在新政复旧的各事项中,“文教”
方面是留活口最大的,信中所说“学堂虽未废罢,听官民自为”
,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京师大学堂不就保留了吗?通常被视为政变后维新成就的仅存硕果。
但即使有活口,对“圆通”
的官员们来说也怕因办新学堂担上“新派”
之嫌,对这类事情遂就顺势撒手了。
“庐守”
就是这样。
本来就似乎不愿牵缠此事的李经方他们,这下自可心安理得地“置身局外”
了。
政变后,本属朝内大员的张荫桓,因其与维新“逆党”
的瓜葛,再加本来就被太后厌恶,这时也就“顺理成章”
地成了“罪犯”
,虽说在外国干涉下(他曾出使外洋关联多国)这时未被处死,但得发配边地新疆。
他也不管前边是否有过节了,窘惶之下写信向李鸿章求救,失时落势的李氏也没有办法,遂有“樵野(张荫桓)暮龄(已六十有二)远戍,书来乞怜,亦殊可悯”
之言,只有同情的份儿了。
李鸿章信中还述及,“因朝局纷更,人心不定”
,各国驻华使馆各调小股军队前来保卫。
这当然更会增加京城的惶恐气氛,庆亲王奕劻(庆邸)沿门恳请人家撤掉军队,当一定是做出保证各使馆安全的承诺吧?可人家还是拒不答应,李鸿章因而感叹“时事可知”
。
他倒乐得自我逍遥,说“趁此偷闲静避,诸孙绕膝,含饴为乐”
,打算等过了慈禧太后寿辰(十月初十),便相机申请长假。
至于朝政嘛,说有庆亲王奕劻(庆邸)和荣禄(时为大学士,故称“荣相”
)左右辅助,“或者苟延残喘耳”
。
信中又顺便告诉经方,与他相识相得的意大利(义大里)新任驻华公使马迪诺,乘赴上海公干的机会,约其相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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