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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上萨达特对克朗凯特说：“我正在等待合适的邀请。”
当克朗凯特问萨达特这种邀请会做出怎样的安排时，萨达特回答说：“为什么不能通过我们双方的朋友——美国人做出安排呢？”
萨达特的这句话是在1977年11月14日上午9点钟说出的。
在此后的几个小时中，CBS驻以色列的记者们试图安排一次采访贝京的新闻。
他们最终在贝京吃晚饭时找到了他。
贝京同意到附近的一家饭店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CBS已经设立了一个微型的演播室——去接受克朗凯特通过卫星进行的采访。
贝京说他会给萨达特发出一份萨达特要求的正式邀请信。
这封邀请信将由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于次日转交给萨达特。
克朗凯特的制片人把萨达特的采访和贝京的采访编在一起播出了。
这两人的回答不时被克朗凯特的提问打断，由于提问及编排穿插得巧妙，两次采访就好像是同时进行的。
不过CBS事先已说明这两次采访不是同时进行的，但这种编排技巧仍可接受。
这种编排构思的效果是令人震动的。
《纽约时报》就此发表讨论说，这是“克朗凯特外交”
。
由于这一举动，克朗凯特被认为是为实现中东和平进程做出了卓越外交成效的重大突破的主持人。
克朗凯特的采访及编排上的设计、构思引起了传播学者对电视媒介的社会作用的研究，引发了较大范围的评论。
“电视记者在影响中东和平谈判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正像《华盛顿邮报》传播媒介评论员查尔斯·塞布所说：‘有时很难断定电视网是在报道历史还是在塑造历史。
电视已是推行对外政策的一种工具。
’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之间的会晤本身已经过偏颇的‘安排’，因为通过卫星的电视访问是先访问萨达特，然后才访问贝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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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克朗凯特及另外两个主持人的努力仍然在继续。
他们还在不断进行着阶段性构思，争取在报道中有成功的举动。
3.特殊状态的巧妙调节
尽管克朗凯特捷足先登，初战告捷，但沃尔特斯却并未因此罢休。
她一直受到以色列官员的高度重视，而且她在贝京出任以色列总理之前就见过并认识贝京。
在贝京患心脏病住院期间，沃尔特斯给他寄去鲜花以示慰问、关切。
她的这种小小的举动确实奏效，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作用尤为明显。
贝京曾对他的助手们说过，他认为巴巴拉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
萨达特也是巴巴拉的朋友。
在1976年巴巴拉开始主持ABC《晚间新闻》节目时，萨达特就同意在她的节目中露面。
但萨达特始终没有露面，其原因之一是他对巴巴拉的100万美元的巨额年薪持一种批评观点。
1977年11月底萨达特抵达耶路撒冷之际，巴巴拉分别安排了采访萨达特和贝京。
她曾要求一同采访他们两人，但萨达特坚决拒绝了这种采访。
虽然这次采访如同克朗凯特的采访一样编辑在一起，但萨达特显然不愿意与一个以色列人一起出现在一个节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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