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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一书对后代士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玄远、旷达、淡泊、飘逸，成为士人追求的人格美，从而也成为文学艺术的审美追求的高标。
正是由于隐逸之士对政治与事功的背弃，实现了价值取向的调整与精力的转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国文化博大宏富的万千气象。
所谓“有执志而有所待”
，是指一些隐逸之士有大志也有能力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并不急于出山，而是审时度势，择主而从。
隐居待时，一出即为帝王师，是这类士人的理想际遇。
他们奉行“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的孔门圣教，在他们看来，出世与人世是统一的。
隐居并非忘世，乃是养志守道，为将来的闻达做思想与智能的准备，隐居山林的过程也是充实、完善自己的过程。
正由于他们把“隐居”
与“行义”
看作两个互相衔接的阶段，所以，虽然身在山林，却并不完全脱离朝政，而且，往往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
最典型的，如殷周时的吕尚，三国时的诸葛亮，元末明初的刘基等。
诸葛亮躬耕陇亩之时，即常常会友交游，纵谈时政，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后经刘备三顾茅庐，出山建业，终于夙志得偿。
还有身在山林却萦心魏阙、心系朝廷，甚至直接参与最高层决策的隐者，如以“山中宰相”
著称的南北朝时的陶弘景。
他在三十六岁之前，曾被朝廷辟为诸王侍读，后来，因求宰县未遂，而挂朝服于神武门，辞官归隐。
梁武帝即位后，屡次召他人仕，均被拒绝。
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要找他咨询，月中常有数信往来，时时参与朝廷政务，成了不上朝的公卿大员。
另有一类隐士，实际是以隐逸作掩护，而从事最前沿的政治。
他们绝不与朝廷合作，以致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如殷朝末年的伯夷、叔齐，明末的八大山人、王夫之、黄宗羲等。
黄宗羲认为，没有亡国之痛就是无人心，遗民的责任是以不仕新朝、不予合作来表示抗议，但又不能止于抗议。
一味地“呼天抢地，纵酒祈死”
，终究无济于事。
所以，必须“不废当世之务”
，也就是要落到实际行动上。
这些遗民中的隐士，往往以道德抉择代替理性判断，有些人始于狂热而终于冷漠，最后由绝望堕人虚无。
这种人往往都是政治家、思想家。
至于以退为进、以隐求官者，如唐代的卢藏用之流，则不应纳于隐士之列。
若要算上，以备一格，也只能说是假隐士。
据《旧唐书》本传和刘肃《大唐新语隐逸》篇载，卢藏用考中进士后，未得调选，便先去长安南面的终南山隐居，学炼气、辟谷之术，但心中却时刻记着登龙人仕，被人目为“随驾隐士”
。
后来，果然以隐士的高名被朝廷征聘，授官左拾遗。
品格十分卑污，以谄媚权贵获讥于时。
有道士名司马承祯者，尝应召人京，届临还山之日，卢藏用想要夸耀一番自己曾经隐居的地方，便指着终南山说：“这里面可是大有佳处啊！”
司马承祯毫不客气，徐徐答曰：“依我看来，不过是仕宦的捷径罢了。”
从此，“终南捷径”
就成了从事政治投机的讽刺语。
五
隐士的话题，可谈的实在太多，还是回到严子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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