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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10月,我们回到波士顿。
其后的8个月,基思先生每周教我5次,每次1小时。
每次先讲解我上次课中不明白的地方,然后指定新的作业。
他把我一周中用打字机做出的希腊文练习带回去仔细修改,然后再退还给我。
我为大学入学考试所进行的准备,就这样一直进行着。
我发现,单独听课比在班级里听讲不但好懂而且轻松愉快,不需要跟在后面赶,也不会手忙脚乱。
家庭教师有充裕的时间讲解我不明白之处,因此较之在学校学得更快更好。
在数学方面,我的困难仍然比其他课程要多。
代数和几何哪怕有语言和文学课一半容易也好!
但即使是数学,基思先生也教得使人感兴趣,他把问题和困难减少到最低限度,使我能够完全理解。
他使我思路敏捷,推理严密,能冷静而合乎逻辑地寻找答案,而不是不着边际地瞎想。
尽管我笨得连约伯也不能容忍,他却总是那样温和并富有耐心。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两天,我参加了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入学考试的终试。
第一天考初级希腊文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考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文。
学院不允许莎莉文小姐为我读试卷,请来了柏金斯盲人学校教师尤金·C.文尼先生,为我把试卷译成美国式盲文。
文尼先生同我相识,除了使用盲文外,我们无法交谈。
盲文可以用于各种文字,但要用于几何和代数是有困难的。
我被搞得精疲力竭,灰心丧气,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特别是在代数上花的时间最多。
我确实很熟悉美国一般人能用的3种盲文:英国式、美国式和纽约式。
但几何和代数里的各种符号在这3种盲文里是迥然不同的,而我在代数中使用的只是英国式盲文。
考试前两天,文尼先生把哈佛大学旧的代数试题盲文本寄给我,但用的是美国式的盲文。
我急了,马上给文尼先生写信,请他把上面的符号加以说明。
很快地,我收到了另一份试卷和一张符号表。
我着手学习这些符号。
在考代数的前一天夜里我忙于运算一些复杂的习题,对于那些括号、大括号和方根的联合使用老是分辨不清。
基思先生和我都有些泄气,为第二天的考试担心。
考试时,我们提前到校,请文尼先生仔仔细细地把美国式盲文的符号给我们讲了一遍。
考几何的最大困难是我习惯于让人把命题拼写在我的手上。
不知怎么的,尽管命题是正确的,但在盲文上看起来却很乱。
到考代数时,困难就更大了,刚刚学过的符号,自以为是懂了,到考试时又糊涂了。
而且,我看不见自己用打字机打出的文字。
我原来都是用盲文来演算,或是用心算。
基思先生过于着重训练我心算的能力,而没有训练我如何写考卷,因而我的解答做得非常慢,考试题目我要一遍又一遍地读才能弄清楚应该如何去做。
说实在的,我现在也没有把握所有的符号自己都读过了。
要细心把一切都弄对,确实太困难了,但是我不责备任何人。
德克利夫学院的执事先生不会意识到我的考题是多么难,也无法了解我要克服的种种特殊困难。
不过,如果他们是无意地为我设置了许多障碍的话,我可以欣慰的是我终于把它们全都克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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