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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诸天下之公论焉可矣。”
[28]一是“考其典制之实”
，二是“考其事迹之实”
，这是求实的两个方面。
跟王鸣盛、赵翼、钱大昕有所不同的是，崔述是从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学风的变化发现了历代经师所说古史的可疑之处，即他说的“二帝、三王、孔门之事于是大失其实”
[29]，从而提出了古史考信的理论和方法。
阮元是古代最后一位历史文献学大师，他的论学宗旨在实事求是，自经史、小学、历算、舆地、金石、辞章，巨细无所不包，尤以发明大义为主。
他的不少著作，“推阐古圣贤训世之意，务在切于日用，使人人可身体力行”
[30]。
他们在考证、校勘、汇刻历史文献的方法上，各具特色。
王鸣盛搜罗正史以外的群书，“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
。
他不主张“以议论求法戒”
“以褒贬为与夺”
。
赵翼认为：“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
[31]所以他的考证工作，主要是在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
。
同时，他对于“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
。
王鸣盛、赵翼在考证的方法论上，各有长短，而在历史见识上则赵翼胜于王鸣盛。
钱大昕在方法论上更有一种近于历史主义的认识，他反对“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
的治学态度，而持“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
[32]的治学态度。
钱大昕作为考史学派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跟他的这种治学态度是密切相关的。
崔述的方法是“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后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
[33]。
阮元整理、校勘、阐释历史文献的方法则是“汇汉、宋之全”
[34]即“持汉学、宋学之平”
，把考证和义理结合起来。
而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阮元在方法论上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即他们都强调“实事求是”
。
他们从历史文献学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方法论，正是古代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在这个领域里的批判性总结。
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是一部系统的历史文献学的理论著作，其中《原道》篇结合社会发展总结了历史文献发展的规律，《宗刘》以下诸篇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总结了古代历史文献学的成就。
龚自珍所处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大变动的前夜。
随着这个历史大变动的到来，史学和史学理论的发展都逐渐开始发生新的变化。
[2]《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06页。
[3]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4页。
[4]《左传》成公十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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