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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内容，而是强调了这样一个思想：“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
他是把“好是正直，善恶必书”
看作史家见识的一种重要形式。
就其本意来说，他讲的史识是包含了史家在“史德”
方面的要求的，只是他没有明确地提出“史德”
这一史学批评的理论范畴罢了。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史德》篇，提出了“史德”
这个理论范畴，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进展。
章学诚论“史德”
，着眼于对作史者之“心术”
的探究，这就把史学上关于“直书”
与“曲笔”
之对立的认识推进到更深的层次。
章学诚认为：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
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13]
这里，章学诚提出了一个史学批评的新模式，即史识——史德——心术。
这是章学诚在史学批评史上的新贡献。
在他看来，不辨心术则无以论史德，不明史德则无以论史识：这是“文士之识”
与史家之“识”
的重要区别。
换言之，只有辨心术，明史德，方可言史识。
这是章学诚在史学批评理论上超出刘知幾的地方。
那么，“心术”
是什么呢？《管子·七法》称：“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
尹知章注谓：“凡此六者，皆自心术生也。”
章学诚论心术，当是继承这样的古义。
他指出：“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
这是因为事有“得失是非”
“盛衰消息”
，史家往往由此而“气积”
“情深”
以为史文，却又常常忽略其中有“天”
即指“事”
，有“人”
即指史家，不能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他进而强调说：“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
，“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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