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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依据历史事实反复论证：殷周时代的“封建”
，并不是“圣人”
事先制订的政治蓝图，而是当时的形势使然。
他坚定地认为：“非圣人意也，势也。”
[4]因此，怎么能够把郡县制的实行看作违背了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圣人之意”
而加以反对呢！
自司马迁以下，不少史家都讲到过“势”
，但真正赋予“势”
以历史理论之明确含义的，是柳宗元的《封建论》。
它在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上的价值，可以用宋人苏轼的话作为概括：“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曹冏）、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
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
[5]柳宗元认为历史变化是社会发展趋势决定的，这就赋予了“与时消息”
以丰富的社会内容，并把它向前推进了。
二、“时势”
与“事理”
柳宗元用“势”
来说明历史变化的动因，对后人产生了很大的理论上的启示。
宋人曾巩、范祖禹、苏轼和明清之际王夫之都各有阐发。
曾巩撰《说势》一文，[6]其历史见解是折中于“用秦法”
与“用周制”
之间。
文中所说“力小而易使，势便而易治”
的“势”
，是指一种综合的力以及这种力与力之间的对比，同柳宗元说的“势”
的含义不尽相同。
此文还批评“病封建者”
与“病郡县者”
二者“皆不得其理也”
。
章学诚说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
，由此可见一斑。
范祖禹引用《礼记·礼器》说的“礼时为大，顺次之”
的话，进而阐发道：“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
，“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犹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
[7]。
范祖禹说的“时”
，义颇近于柳宗元说的“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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