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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理”
是“势”
的本质。
他以此来认识历史，来评论史家对历史的认识，是认识历史和评论史学之理论与方法的新发展。
那么，人在历史变化中起什么作用呢？这是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都不能回避的大问题。
三、“圣人之意”
和“生人之意”
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古代史家早有认识。
《左传》昭公十八年引郑子产说的“天道远，人道迩”
的话，就包含了对人的作用的重视。
《史记》写了大量的历史人物，显示出对形形色色的人的活动之前所未有的关注。
有的史家在考察重大历史事件时，固不排除“天之所赞”
，但已把“人谋”
摆在首要地位。
[12]类似这样的认识，在史学上还可以列举出不少来。
柳宗元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在理论上和政治思想上都是有意义的。
柳宗元把分封制的实行视为一个自然过程，但并没有无视人的作用。
《封建论》中包含了“圣人”
因势制宜的思想，也包含了“圣人”
无法改变“势”
的思想，只是没有充分阐述罢了。
苏轼关于“时非圣人之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
的思想，应当看作对柳宗元《封建论》的一个补充。
柳宗元对人在历史变化中的作用，是有卓越的认识的。
他在提出以“势”
作为“圣人之意”
的对立面的同时，还提出了“生人之意”
在历史变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见解。
他的这一见解，是在批评董仲舒、班固等人的观点中提出来的。
柳宗元在其著名论文《贞符》的序中写道：董仲舒所谓“三代受命之符”
是极荒唐的，然“何独仲舒尔？自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
其言类**巫瞽史，诳乱后代”
。
他明确指出，《贞符》一文证明“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
。
显然，“受命于生人之意”
是作为“受命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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