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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见解，以及他撰《唐史记》过程中对旧史的处置原则，在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上，还是有价值的。
孙甫所说的“治乱”
，包含着具体的要求，即指君令、臣行、臣谋、君纳、事情成败、治乱之由等。
观其《唐史论断》，所论亦多关治乱兴衰大事，如复置十二军、放宫人、魏郑公论致治不难、责封伦举贤、任用房杜等，都是唐初历史上的大事，都跟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这反映了孙甫在史学批评和历史撰述上的一致。
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曾巩等名家，都对孙甫有很好的评价。
欧阳修所撰墓志说：孙甫“尤喜言唐事，能详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见当时治乱。
每为人说，如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
故学者以谓阅岁读史，不如一日闻公论也”
[13]，这又反映出他在评史、撰史、说史方面的共性。
他说史能打动人，证明他对治乱有透彻的阐述。
三、为史当重“经世之大略”
，明“得失之枢机”
历史撰述为什么要写出“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它怎样才能达到“明治乱之本”
“谨劝戒之道”
的目的？清人王夫之从史学的主要作用是“资治”
这一认识出发，把这些问题阐述得更深入、更明确了。
他说：
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
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14]
王夫之认为，历史著作不因其繁而有价值，而应着重写出历史上人们“经世之大略”
，使后人可以从中窥见其“得失之枢机”
，即得失之关键所在，或以为法，或以为戒，不能如此，那么撰写历史有什么用呢！
王夫之针对《资治通鉴》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记光武征平原太守伏湛为尚书，让他充分发挥善于抚循百姓的作用，后为司直，行大司徒事，“车驾每出征伐，常留镇守”
；又访求曾为密县令而善以教化治民深得民心的卓茂，擢其为太傅，封褒德侯[15]这两件事，而发表评论说：东汉初年，承王莽之弊，“民易动而难静”
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光武处之也，不十年而天下晏然，此必有大用存焉。
史不详其所以安辑而镇抚之者何若，则班固、荀悦徒为藻帨之文、而无意于天下之略也，后起者其何征焉？”
[16]他认为，东汉初年大规模地、有效地安民的措施，是前面汉高祖、后面唐宋皇朝都不曾碰到过的大事业，是“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
的主要根据。
然而史家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经世之大略”
语焉不详，那后起的人又怎能窥其“得失之枢机”
呢！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在所记之事后也有一段评论，认为：“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而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置诸群公之首，宜其光复旧物，享祚久长，盖由知所先务而得其本原故也。”
这里，给予汉光武很高的评价。
但司马光、王夫之二人评论的角度是显然不同的：司马光是对这件事做历史的评价；王夫之是从这件事情中，提出了对历史撰述的更高的要求，他的评论是从史学批评方面提出来的。
历史撰述写“经世之大略”
，也有多种表述方法。
王夫之比较了小说、笔记和《资治通鉴》记唐宣宗事说：“小说载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温公亟取之登之于策，若有余美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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