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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来评价他们，显示了他的朴素唯物史观的倾向。
第二层意思是对“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姿茂勋，委而勿用”
的说法进行辨析，认为：秦、汉以前，尚可“授受惟庸，勋贤皆序”
；西汉时期就不是这样了，一方面是“萧、樊且犹缧绁，信、越终见菹戮”
，另一方面又是“缙绅道塞，贤能蔽壅”
。
汉光武帝正是“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
，对功臣既不裂土分封，又不广泛委以重任，故“建武之世，侯者百余，若夫数公者，则与参国议，分均休咎，其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
。
这充分肯定了汉光武帝在调整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上之做法的成功。
范晔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认识是：“崇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他所谓“精意深旨”
者，于此可见其大概。
《宦者列传》后论，首先概括了历史上“丧大业绝宗禋”
的四种原因：“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
成败之来，先史商之久矣。”
接着从宦官共同的生理与社会特点说明他们极易获得皇家的信任；而他们品质、个性上的特征，总会出现“真邪并行，情貌相越”
“回惑昏幼，迷瞀视听”
的现象，兼之“诈利既滋，朋徒日广”
，对朝廷有极大的腐蚀、破坏作用，以至于“社稷故其为墟”
，这是把宦官置于总的历史得失之中加以考察的，故在分析上超脱了就事论事的个别性说明，而上升到理论认识方面。
这或许就是范晔所说的“笔势纵放”
。
《逸民列传》序开始分析了“逸民”
之产生的不同原因：
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
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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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
优秀的历史撰述一定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而史家精辟的历史评论，也自然会成为人们传诵、研究的对象。
史论艺术的价值具有广泛的社会性。
一个突出的标志是，它曾被作为一种文体看待，其杰出者则被作为范文广为流传。
南朝梁人昭明太子萧统（501—531年）所辑中国最早的文学总集《文选》，其中专立“史论”
一目。
卷四九《史论上》，收入班固《汉书·公孙弘传》赞、干宝《晋武帝革命论》、《晋纪·总论》、范晔《后汉书·皇后纪》论共四首史论；卷五○《史论下》，收入范晔《后汉书》二十八将论、《宦者列传》论、《逸民列传》论、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与《恩幸传》论共五首史论。
两卷计收入史论九首，而范晔《后汉书》占了四首，这也可证明范晔对于自己的历史评论的评价并非吹嘘之词。
《文选》为什么要收入史论文字？萧统在《文选·序》中特意讲到了这个问题。
他写道：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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