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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风；他以“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
[5]为追求的目标。
从史学批评来说，这里所强调的考察“时势”
和探究前人撰述之“苦心”
，同样是要把握所认识的对象的客观环境和主观意图这两个方面。
从表象上看，清代考史学派诸大家，所考之事、之书、之人，似乎是就事论事，没有什么理论。
如果真持此种看法，则不免陷于肤浅。
其实，考史学派是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的。
他们把“实事求是”
，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以顾及所论对象的“时势”
及“苦心”
，不是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史学批评的方法论了吗！
赵翼在讲到陈寿《三国志·魏书》为司马氏回护、范晔《后汉书》则直书其事而“犹有《春秋》遗法”
时说：“虽陈寿修书于晋，不能无所讳，蔚宗修书于宋，已隔两朝，可以据事直书，固其所值之时不同，然史法究应如是也。”
[6]这里，赵翼称赞了范晔“据事直书”
的书法，即不认为陈寿书法是可取的。
但是赞扬并不是高昂的，批评也不是严厉的，这为什么呢？因为他顾及他们二人“所值之时不同”
：在陈寿，“不能无所讳”
；在范晔，“可以据事直书”
。
他们所处的“时势”
即客观环境不一样，自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如此，其间孰是孰非，还是不应模糊的，所以他说“然史法究应如是也”
，这样评论前人，避免了不少偏颇。
关于两《唐书》的优劣得失，自宋以下，争论颇多。
赵翼是推重“《春秋》遗法”
的，但他并不附和“《新书》过《旧书》远甚”
一派的看法，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从客观“时势”
和前人“苦心”
着眼的。
他在详细考察了唐代实录、国史凡两次散失后，指出：“五代修《唐书》时，因会昌以后事迹无存，屡诏购访。”
他还引用《旧唐书·宣宗纪》后论中的话说，关于宣宗朝史事，“惜乎简藉遗落，十无三四”
。
又引用《五代会要》所云，指出：五代时，唐史“有纪传者惟代宗以前，德宗亦只存实录，武宗并只实录一卷，则虽有诏购访，而所得无几。
此五代时修《唐书》之难也”
。
同时，他也指出，《新唐书》卷一三二后论也承认唐代“国典焚逸，大中以后，史录不存”
[7]。
所以他充分肯定《旧唐书》作者“当缺漏支诎中，仍能补缀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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