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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上文，马端临说的时有古今、述有体要，钱大昕说的度古人之“时势”
、察古人之“苦心”
，以及赵翼对不同史家“所值之时不同”
的分析等，是史学批评之知人论世方法论的不同表述形式。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些理论上的认识，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的历史主义因素。
这里说的历史主义，指的是人们在观察历史的时候，要有一种历史的态度，即历史地看待历史。
具体说来，就是要把所认识、研究的对象提到与之相应的历史范围之内去加以考察，以判断其得失或价值。
在这里，重要的是：第一，不只是说明认识、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而且要说明这个对象为什么是这样的；第二，在判断认识、研究的对象之得失或价值时，应着重考察其在历史上提供了什么新的思想、成果、业绩，以及其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的历史主义因素之所以值得总结和称道，首先，是因为注重评论对象“所值之时”
，即其所处的“时势”
，或谓之“古人之世”
。
其次，是因为注意到，即使处在同一“时势”
即“所值之时”
相同的人，其各人之“身处”
亦不尽相同。
章学诚说：“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
[9]这是反复论说了“知古人之身处”
的重要。
他说的在史学批评（不限于史学批评）中，要避免“妄论”
和“遽论”
，可谓至理名言。
[1]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2]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3]王圻：《续文献通考》，北京：现代出版社，1986年，第1页。
[4]王圻：《续文献通考》凡例，北京：现代出版社，1986年，第1页。
[5]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页。
[6]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
，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9页。
[7]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唐实录、国史凡两次散失”
，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45页。
[8]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4～325页。
[9]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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